翁贝托·埃科的专栏文集,戏谑了流动的当代社会的荒诞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9-02-15 19:00:50

看一个思路开阔、逻辑清晰的头脑,如何建立论点,或发表犀利的声音,是阅读本书的最大乐趣。此书是埃科对当代社会的荒诞与流动性的观察,有许多乐趣,亦有许多启发。——《出版家周刊》

作者简介:

翁贝托·埃科(1932-2016),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 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布拉格公墓》《试刊号》和《密涅瓦火柴盒》等。

书籍摘录:

《论恨与爱》

前些日子,我曾就“种族主义”和“树敌行为”发表看法,也曾谈论仇视“他者”或“异己”的政治功能。我原以为关于类似话题的探讨已面面俱到,然而,通过最近与好友托马斯·史陶德的一次交谈(谁都记不清彼此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双方的结论不谋而合),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至少于我而言,具有新意)。

我们带着某种前苏格拉底哲学流派式的轻松,尝试解读“恨”与“爱”: 它们是彼此相对、遥相呼应的两个极端,好比极端的“不爱”就是“恨”,反之亦然。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许多微妙的变化。即使我们使用其比喻义,说“我爱比萨饼,对寿司则谈不上着迷”,这并不意味着我憎恶寿司,只是说喜欢的程度不及比萨饼。再来看看这两个词的本义: 倘若我说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我憎恨其他所有人。在“爱”的对立面,还有一种态度——“不在意”(我爱我的子女,却并不在意两小时前载我的那位出租车司机)。

爱的真正特质在于排他性。假如我疯狂地爱恋某位女性,便会渴望她也爱我,而不是他人(至少在程度上有所区别);母亲竭尽所能地爱护子女,自然也希望子女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关爱她(母亲只有一位),同时,她对他人的子女的关爱程度一定不及对自己的子女。所以说,爱是一种具有自私性、占有性和选择性的行为。

诚然,关于爱的诫命告诉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身边的人(所有人,六十亿身边人),但事实上,该诫命是教导我们不要恨任何人,而不是要我们像爱父亲或爱孙子一样,爱一个素不相识的爱斯基摩人。于我而言,对于孙子的爱一定胜于对某个海豹猎杀者的爱。即使我不曾(如某条著名的俗语所说)想过某位中国官员的去世于我无关痛痒(尤其是当我还能从他的死亡中获取某些利益时),且心知肚明终有一日丧钟也会为我敲响,我仍会觉得祖母的亡故比中国官员的去世更令我感伤。

然而,恨却是一种群体行为,且对于独裁政权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为。正因如此,法西斯学校要求我从小就憎恨阿尔比恩 的后裔;马里奥·阿佩留斯 每天晚上都在广播里朗读他的《上帝诅咒英国人》。独裁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某些宗教激进派大都秉承这一理念: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敌人的憎恨能够将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令其心中燃起共同的仇焰。如果说爱能够让我针对少数人心生暖意,那么恨不仅能让我一个人激情澎湃,还能激发所有心怀同样憎恨的人,且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成百上千上万人,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能是其他肤色、其他语言的人种。意大利纳粹分子憎恨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吉卜赛人;博西憎恨所有南方人(假如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工资也含有南方纳税人的贡献,那么他对南方人的憎恨甚至可以登峰造极,不仅有仇视,还增添了一份幸灾乐祸的嘲弄);贝卢斯科尼憎恨所有的法官,同时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此外,他还仇视所有共产党人士,即使他们有些人早已不在了,也要塑造出几个典型用来憎恨。

仇恨并非个体行为,它是如此“慷慨”、“博爱”,一阵风的工夫就能席卷成千上万人。只有小说才会告诉我们为爱而死多么美好,报纸上(至少在我小的时候)赞扬的往往是那些用炸弹炸死敌人、与其同归于尽的英雄。

正因如此,人类的历史才会充斥着仇恨、战争和屠杀,却少有体现爱意的善举(爱的震撼力有限,且若是要将爱扩展到与我们无关的人身上,那简直难于登天)。人类对于仇恨的青睐是与生俱来的,统治者若想在民众中播撒仇恨,可谓易如反掌;相反,那些通过亲吻麻风病人以示关爱的人,只会招来他人的反感吧。

二〇一一年

《加塔梅拉塔 怎么看?》

每到六月底,每家报纸都会用一两页篇幅来评论高考试题。这时候,人们会召集这个国家最清醒的大脑进行评论,当然,最能引起关注的是每年的语文考试。因为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很难解释那些数学方程式,同时也很难批评每年历史题都会问学生对复兴运动的反思,这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做到的事儿。这些“对高考作文进行批评”的文章,都写得如行云流水,而且很机智,但(我是带着敬意说的)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实际上,只要题目里没有明显(我记得发生过一次)或者说很离谱的错误,比如说“迪拜的玫瑰种植”一类的题目,出什么题目都无所谓。

通常,高考作文所涉及的题目应该是学生已经听说过的——可能是那一年经常提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对于政治谋杀没有任何概念,那他可能会听说过大众社会,或者对大脑的研究。我想说的是,学生可以完全忽视关于脑科学的所有信息,但他应该知道人脑的运作机制是怎么回事儿。他甚至可以认为:人的灵魂是不可探测的,要去研究人脑那简直是浪费时间。这也是一种观点,可以通过辩论以及大胆的唯灵论展开论述。

事实上,高考作文只测试两项能力。一是考生能不能用浅显易懂的意大利语写作,没人说要达到文豪加达 的水平(真要有人在高考作文中像加达那样写作,一定会引起怀疑,因为他没搞清楚,高考不要求他把作文写成让人费解的天才高度,而是要他用国内通用的、一般人能理解的语言来书写)。考察的第二个方面是考生有没有展开论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他不能把原因和结果搞混,他应该能分清什么是前提,什么是结论。为了展示这些能力,任何一个主题都行,夸张一点儿说,他也可以通过论述来支持一个显然谬误的观点。

我上高中时,同桌有一天让我写这样一个题目:分析但丁诗句“那个罪人把嘴从野兽般啃着的食物上抬起来《地狱篇》第三十三章第一句,此处引用田德望译本。”,不要用加塔梅拉塔理解的食物,而是要用克里斯蒂安·迪奥理解的食物来进行分析。我记得——按照同桌当时的看法,我写了一篇非常棒的作文,那篇文章结构完整,我模仿了课本里文学批评的写法,但我展示出我可以从那个缺乏关联的前提中,汲取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思想。

伴随着对高考作文题目的抱怨,报纸上还出现了一些讨论,要么说现在的高考题目对学生要求过高,要么说过于宽容。也出现了我那个年代的人的一些怀念之词,他们回忆起在那时候高中三年要学习的所有课程。说真的,高考意味着要在考前的几个月一直关在家里,天气日渐炎热,有些人就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支撑着,有过那种可怕的经历,有些人可能终身都会做噩梦,会梦见参加高考。尽管如此,我记得在我上学的过程中,有两位同学在十岁时死了,一个是死于轰炸,另外一个是掉在河里淹死了,但我的高中同学没有任何一个死于高考。这是一场考验,要比德国的决斗或者詹姆斯·迪恩扮演的那些颓废青年经历的考验更人性化,也更加有益。经过这场考验的人会更加强大,我说的不是知识方面,而是性格。

为什么我们要用一场过于简单的高考来惩罚年轻人呢?

二〇一三年

《我们都疯了吗?》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疯狂事件。毫无疑问,那个辜负所有乘客信任、令他们命丧黄泉的德国飞行员是个疯子;那个在法院大楼前大开杀戒的米兰企业家也是个疯子。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那个在自家开枪的飞行员。据说,他先前曾因酒驾遭到起诉——不过这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然而,令人生疑的是,一个曾经驾驶过我国总统专机的飞行员居然会养成这样的恶习。

那些在迪亚斯政府执政期间因墨西哥大屠杀遭到起诉的警察是疯子吗?直到事发前一分钟,他们都还是正常的执法人员。可就在那一刻,他们着了魔,以暴力的方式激发了内心的疯狂,仿佛不曾考虑过(抛开人性不论)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会被他人发现。

此刻,我想到了欧文的观点:“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疯子,除了你和我。仔细想想,其实你也是疯子……”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理智与疯狂之间,理智是常态,疯狂则是某些被执念控制的时刻。果真如此吗?或许疯狂才是常态,理智不过是短暂的过渡?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每个人都具有若干疯狂因子: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些因子一辈子都潜伏在体内;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些因子却会不时爆发——其爆发方式并不会导致致命的危害,甚至还会带来丰硕的成果(所谓的天才、先锋及其他乌托邦式的人物);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疯狂会导致罪恶行为——或许,这才是最为谨慎的观点?

假如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世界上共存的芸芸众生(有七十亿之多)便隐藏有许多疯狂的嫩芽,只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突然爆发。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刻,伊斯兰国的割喉者很可能是忠诚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每天会在电视机前度过几个小时,也会带着子女去清真寺做礼拜。某一天,他们八点起床,挎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吃完妻子准备的奶酪夹心面包和油炸点心后,便出门击中某人的头颅或扫射成百上千的孩子。说到底,艾希曼的生活不也是如此吗?一方面,他是最凶残的谋杀者,但另一方面——按照他母亲的事后描述——直到事发的头一天,他还是个模范儿子,至多表现出些许紧张和忧郁的情绪而已。

假如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持续的不信任状态下,时刻警惕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子、女儿、每天上楼都打招呼的邻居、最好的朋友……担心他们突然拿起一把斧子劈开我们的头骨,或是在我们的汤里投放含砷的毒药。

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便无法继续,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火车站用高音喇叭广播开往罗马的火车即将从五站台出发的那个工作人员,因为他可能是个疯子),于是变成持续发作的妄想症患者。

所以说,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对一些人抱有信任。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不存在绝对的信任(恋爱的某些阶段亦是如此),只有或然的信任。倘若我最好的朋友多年来都是可信之人,我们便可赌一把,对他抱有信任。这与帕斯卡的赌注颇有些类似: 相信永生比不相信永生具有更大的益处。但无论如何,这种相信始终是一场赌注。生活在赌注之中显然是有风险的,然而,这个赌注(即使不是关于永生的赌注,而是关于朋友的赌注)却是我们维持精神健康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记得索尔·贝娄曾表达过以下观点:在一个疯狂的时代,认为自己与疯狂绝缘,这原本就是一种疯狂。所以说,对于刚才所读到的一切,诸位切勿奉为金科玉律啊!

二〇一五年


题图为埃柯,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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