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作家的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会如何看待 1980 年代的美国?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9-01-30 18:05:06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一个观看美国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长、拉杂、琐碎、无趣,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退去,退成历史。”

作者简介:

茹志鹃(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三日——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浙江杭州人。 中国当代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代表作有:《静静的产院》《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关大妈》《三走严家庄》等。

王安忆,一九五四年三月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同安,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遍地枭雄》《匿名》等。

书籍摘录:

9 月 17 日晴( 茹志鹃)

今天不想出去了。一个人在“家”看了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

原来许南村就是陈映真写评论时用的笔名。我喜欢陈映真的小说,恰恰也喜欢许南村的评论。他的评论总是用他的观点,以对台湾社会的分析来统率被评论的文章。所以即使没看过被评的文章,光读他的评论,也是会有启发的。他的许多作品,是我早就读过的,现在又读了他的系列小说《华盛顿大楼》第一部《云》。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子,各篇的得失暂且不论(我也论不了),且从他的序言里,可见他的意图,他的思想、计划。

“企业为了有效地达成它唯一的目的,即利润的增大与成长,展开精心组织过、计划过的行为。这些行为,以甜美、诱人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和他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分析和批判这种影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文学不应也不能负起这个工作任务。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主要和基本地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做出分析和批判。文学和艺术,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与焦点。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成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关心的主题。

“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和技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际性企业的手中。除了从企业提供给我们的大众传播中去获得部份的、片面的、包装过的、常常是不正确的咨询,人们对人和他所居住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如果今日的作家还像过去一样,仅仅凭着对自己的‘天才’的迷信;仅仅凭着一时的‘才思’和灵感去写作,那么,他很快地便要成为那自以为一身锦绣的裸体的国王。正如同觉醒的消费者要争取对于如山如海的商品的真相和实情的理解,作家首要的功课,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习与思想,穿透层层欺罔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并不是‘反企业’的小说。不,它们简直与反不反企业是无关的。这些已经做成和将要做出来的小说,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自然产物。……”

这是一位使命感极强的作家。他的眼光,不谓不远,不谓不深,不谓不透。这是他对台湾那个社会制度下,各国跨国公司纷纷挤进台湾这个消费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看法。他对台湾农村的看法,可通过他对农村诗人吴晟的评论来看。“从七七年到七九年间,吴晟对于城市消费文明强力地向农村浸透,表示了极大的关怀,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台湾传统农村中俭约、谦抑、勤劳、朴实、正直、诚恳的风气和价值迅速地在农村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享乐、消费、对商品的贪欲、虚荣和损人利己这些消费社会所形成的意识和价值之变革……”

是的,我在这书案上向陈映真表示同感,同时作一点补充。我们希望农村里保持古老的纯朴、耿直,但同时也要改变那种每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的劳作。牧童横笛牛背的风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个,也是时代的趋势,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看了他的《夜行货车》,真好。如果《将军族》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那么《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的首篇《夜行货车》,则是他后期作品的代表作。亲爱的同胞、同行,我在这里祝你一切顺利、如意。

 茹志鹃,来自:中信大方

9 月 17 日阴雨转晴(王安忆)

今天是极高兴的一天,我们去野餐!

说好十一点出发,可是等这等那,等到十一点半才开车。来到一块草坪上。这里有两个大木棚子,几个烤肉架子——我现在知道了,这种随处可见的铁架子是供野餐烤东西吃的,还有秋千,滑梯。天忽然下起雨来,雨点不很大,来的很急,但走的也很急,天又晴了。太阳很暖。

大家一起动手,把冰块和饮料倒在桶里;扎排球网;包玉米——把玉米剥好,抹上黄油,撒上盐和胡椒,包上锡纸;在铁架上放好煤球,再在煤球上倒上汽油,点起火来烤肉了。我只要了一个肉饼和一个半生不熟的玉米。吃完饭,大家就一起唱歌,彼得吹口琴,爱德文弹吉它,唱得好快活。那西德女作家则坐在一边,泪汪汪的。“她是怎么啦?”我说。“她有很多不顺心。”潘耀明说,“她到这儿来过不惯,想家。而且她来这里,她在德国的工作也许就要保不住。”“那她不要来好了。”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女人,神经兮兮的。

彼得放下口琴,叫我一起去打排球。我说我不会,他还是拉我去。起先,爱德文、潘耀明、我、芬兰女作家几个人在一边,打了两局,输了两局。后来,爱德文提出调整阵容,把Alex要过来,把我则推过去。而我一过那边,那边便开始输,输了一局。彼得把菲律宾诗人、印尼诗人几个年轻人叫过去,布置了一通,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第二局开始了,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战术好像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当我要接球时,他们都从四面扑过来,从我这里救走这个球。我很惭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发了几个漂亮的球,为我们这边挣得了一两分。当然,我发球是站在界内网前,并且有两次机会,失了一球还可再补一球,这是两方都同意的,当我发过网一个球,那一片叫好声,也是双方都参加的。

玩得很开心。却也有一点不那么开心的。

潘耀明对 Alex 说:“你帮安忆联系一些年轻的作家,交流交流吧。”Alex说:“好的。不过,我要去问问,人家有没有兴趣。”我听了这话,心里第一句想回答他的便是:“你还应该问问我有没有兴趣。”可我忍住了没说,因为我并不期待来这里向人家证明我自己,我只想多了解人家。我很好奇。然而终究有点不高兴。潘耀明沉思了一会儿说:“在美国,在香港,你会明白文凭、学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这些,我都没有,我只有小说。然而我的小说,他们看不懂,他们似乎只承认用英文写的。好在,说中文的有的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呢——似乎有点阿 Q 的味道了。然而我们是阿 Q 的子孙。

晚上,兰兰接我们去看她的录像带,是八一年中国周末的一个晚会。晚会的节目很丰富,是兰兰一手搞起来的。有中央舞校的教员许淑瑛的表演,她是兰兰请来进行中美舞蹈交流的。在国内从没听说过,因为她从不参加演出,只教学和编舞。然而她在美国却轰动得很。大家都迷上了她,她跳的朝鲜舞比朝鲜还朝鲜——这是南朝鲜女画家朱今嬉女士说的。今年,兰兰去中国,看到了许淑瑛,兰兰说:“她变了,她身体很不好,衰老了,我忍不住哭了,我对她说:‘你一定要去看病!’后来,我看了舞校学生的一台民族舞,我又哭了,我说:‘你可以放心了,后继有人。’现在许淑瑛带了几个学生去西藏采风,那是她最后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她是个优秀的舞蹈家。”晚会上,还有一个笛子独奏,演奏者是“文化革命”中从广州游泳到香港的,后来到了美国。他开了一个出租汽车行维持生计,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乐团搞演出。他有三个孩子,生活得不容易,好几次,有人偷他的汽车;他出去和人打,打得头破血流。他很想家,据说,那年,毕朔望他们遇到他,问他想不想回去,他没开口就哭了。……演出很成功,结束时,全场起立,长久地鼓掌。哦,中国人啊!

外面下了一阵小雨,地,湿漉漉的。

王安忆,来自:中信大方

王安忆

我母亲茹志鹃,生于乙丑年九月十三,即公历 1925 年 10 月 30 日, 1998 年 10 月 7 日去世,距七十三岁尚欠二十三天。岁月如梭,似乎还是昨日的痛创,不料想,二十年光阴过去。我们至亲以为仓促的时间,在瞬息万变的世事里,大约是相当漫长的,以至于人们——我指的不是陌路,而是文学从业者,似已不记得母亲名字的准确写法,常常将名字里的“鹃”改作“娟”。一个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迹的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又无奈的事。也因此,当“中信大方”年轻的出版人提出重版《母女漫游美利坚》,以纪念母亲周年,心中是十分感动和欣慰的。

一九八三年,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以叨忝受邀之列,一半出自年轻写作人的身份,另一半,则因是母亲的女儿。事实上,我可能更早于母亲知道爱荷华大学的这个计划项目。一九八零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受培,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就曾经来到课上,向我们介绍“国际写作计划”,同行者还有李欧梵,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风流倜傥,一身白色的西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仿佛来自于未来,这个“未来”的名字就叫作“现代化”。来宾演讲完毕,请大家提问,现场顿时陷入沉默,不是我们没有问题,而是不知从何问起,那时候,我们又羞怯,又有那么点倨傲。局面多少是尴尬的,僵持一段,终于有一位学员举手提问——他来自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比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问题是关于“琼瑶”。天哪,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连“琼瑶”都是陌生的。

这个演讲会大概可用来做隐喻,隐喻我去到美国爱荷华的中国背景。母亲对于旅行美国,显然有准备得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六十年代,她堪称中国年轻作家的翘楚,一九六二年,即访问苏联;一九六五年参加老舍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零年,作为中国友好协会的作家成员访欧洲五国,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但是这一回,与女儿我同行,使她格外的开心。相反,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可是,怎么办呢?去爱荷华,就是因母亲而成行,不承认也得承认。合出一本旅美日记,是母亲的创意,我无法反对,因为内心受着诱惑,同时,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

虽然事先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约定,但到了落实阶段,还是遇到挫折。多半的原因在我,如果单是母亲的日记,一定更受欢迎。不能不正视生活和文学的阅历,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和认识,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者,从不随便下笔。相比之下,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事无巨细,来不及思考、提炼、去芜存菁,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个饥渴的人,面对盛宴,什么都好,什么都要。多少年来,我都不敢回头看这份记录,所谓“不忍卒读”,就是这种状态吧!母亲的日记顺利地刊登了,我的,则经过几番周折,分散分期终于也发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接下了出版的计划,责任编辑,一位与母亲齐辈的女性,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实在看不过去,删去几段,我埋怨着又全部捞回来,边上旁观的人都想打我。时常想起这一幕,很想说一声“抱歉”,可我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名字,那时候,责任编辑又不署名,真可谓“替他人作嫁衣裳”。这是简体字的归宿。繁体字版,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的副总编辑潘耀明与我们同期计划中人,我和母亲的日记里时不时提到,我想,这大约是他接受此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不管好坏,日记也帮助他记录了这段日子。

十八年后的 2001 年秋天,我再次去到爱荷华,“计划”的行政人员比尔,一位印度教授,“计划”的工作多是兼职——比尔看见我,对聂华苓说:“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可见,当时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多么幼稚,几乎无法认为我也是写作人,而只是妈妈的女儿,老是和妈妈斗气、拌嘴、独断专行的女儿。时年,母亲五十八岁,携带着她进行中的长篇《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每天早晨,喝一壶咖啡,在书桌前坐下,开始写作。在她的年纪,家事世事都是纷扰的,这一段的安静实是难得。窗外爱荷华河熠熠流淌,学生们都在课堂上。我呢,郑重其事地出门去,仿佛要事在身,其实不过是乱走乱看,爱荷华,一层一层的绿过去,再绿回来,耳边是鸟的啁啾,看不见人影。十一时刚过,母亲她站起身,离开书桌,到厨房烧煮,等我回去吃饭。我的胃口不怎么样,一直念叨要喝一碗真正的母鸡汤,这个执念苦恼着母亲,也苦恼着自己。美国的鸡,无论哪一种,都没法炖出那种碧清又醇厚的颜色和气味。其实,我们母女都不知道,其实是乡愁作祟,乡愁在味觉上的显现。身在异乡异土,不同空间里的时间,会改变形状,我们都有些想家。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一个观看美国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长、拉杂、琐碎、无趣,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退去,退成历史。

2018 年 7 月 27 日 上海


题图为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在美国,来自:中信大方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