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西班牙近 40 年的独裁者佛朗哥,有着怎样的矛盾与复杂?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9-02-01 19:00:11

本书非常具有可读性极强,极有见地,不但把佛朗哥放入西班牙的背景中,而且放入20世纪全球独裁统治的背景中来观察。——《华尔街日报》

作者简介:

斯坦利·G.佩恩(Stanley G. Payne), 1934 年生,西班牙现代史、法西斯研究权威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马德里分院院士,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 1999 年起,他担任《当代史》(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的联合主编,获得过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的马歇尔舒尔曼图书奖(Marshall Shulman Book Award)以及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天主教伊莎贝拉大十字勋章。至今已有 20 余本著作,包括《佛朗哥和希特勒:西班牙、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班牙:独特的历史》《西班牙内战》等。

赫苏斯·帕拉西奥斯(Jesús Palacios), 1952 年生,西班牙历史学家、佛朗哥研究专家,塞维利亚大学教授。对佛朗哥档案室(Franco Archive)的存档文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著有《佛朗哥的秘密文件》等。

译者简介:

李永学,启蒙编译所签约译者,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已出版《大雾霾》《民主的胜利》《民主国王》《拼实业》等译者。

书籍摘录:

结论 历史全景中的佛朗哥(节选)

在几乎长达 40 年的岁月中,佛朗哥一直维持着他的个人独裁统治,而且他采取了种种措施,不允许西班牙人民在政治上拥有自己的直接代表。他最初几年的统治极其压抑,大约处决了 3 万人,其中一些人的罪名是“政治犯罪”。而且在几十年中,他的政权一直让社会分裂为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两大部分。除了阿拉瓦(Alava)与纳瓦拉这两个例外,地区宪章、权益、语言和文化都遭到了压制,虽然这种压制越来越宽松,使得政权的最后几年里,地区语言和文化开始重新流行。在经济方面,巴斯克地区各省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即使在最后的温和阶段,哪怕审查制度已经大为宽松,西班牙人民也一直未能享受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拥有的全部公民权利。政治极权主义伴随着徇私舞弊与经济垄断,而且经常有相当严重的贪腐,这些都与特殊的政权运行方式有关。尽管如此,佛朗哥与卡雷罗·布兰科在经济上都是清白的,而在政权后期的年月中,政府官僚机构的正直与效率都增强了。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在大规模直接贪腐方面,首屈一指的是 1982 — 1996 年的西班牙社会党政府。

评价的不同,原因不仅仅在于评价者,而且在于提出的问题。当佛朗哥的统治放宽的时候,当国家的现代化加速的时候,或者当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对他的评价也就变得更积极了一些。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一书,是有关现代独裁者的书中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著作之一。该书结尾对废墟中的德国做了一番描述,并引用了一句罗马格言“如果你要寻找他的纪念碑,那就请环顾四周。”如果根据这一格言来评价佛朗哥,观察者可以看到一个被提高到自己漫长历史中最繁荣程度的国家,一个位居世界第九的工业强国,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有机团结”得到了相当大增强的民族,一个对于和平共存与推行下放权力的民主新计划做好了令人惊叹的准备的社会。佛朗哥的政策对于左派执行了严酷的判决,但这些政策也鼓励家庭构成与高出生率,因而从一开始便改进了对新生儿的护理,刺激了人口的显著增加。根据这些标准,人们不仅可以将佛朗哥视为西班牙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而且也是这个国家最具权威的现代化缔造者, 20 世纪一切自诩为“发展型独裁统治者”的人中最成功的领袖。

于是,在佛朗哥去世后 10 年,一篇发表在重要的美国顶级出版物上的文章声称“他取得的实际成就,是让西班牙实现了初步现代化……佛朗哥给西班牙留下了技术专家治国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一个现代管理阶层,这让一个曾在内战时期饱受贫穷困扰的农业国家得以崛起,取得了生产资源以及与它的南欧邻国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平。这就是那次内战的作用吗?” 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前面比较宽泛的观点十分中肯。

佛朗哥的批评者大军谴责一切有关他的统治的这种正面结论,斥之为肤浅。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在他的时代取得的巨大进步完全是时代的产物,与他毫不相干,是通过反抗他的统治才取得的成果,至少没有受到他的统治的促进。这种说法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把这种说法普遍应用却过于武断。正如我们在第十八章提到的,德国的西班牙问题专家沃尔特·贝内克指出了最好的方法,他将西班牙在佛朗哥治下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变革分为三个范畴由佛朗哥政权计划并发展的并非由该政权直接计划,但仍然受到了鼓励或者至少一旦开始便被接受了的以及那些该政权从未预料到并且对于它毫无好处,但事实证明它已经无力阻挠的。

连许多佛朗哥的批评者也发现了他在“二战”中的政策的一些优点,尽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优点或许并不值得这么多赞扬。只是到了 1943 年中期,佛朗哥的外交才开始更加完整地发展出那些人们经常加以点评的特点。他没有让西班牙参战,但他也没有制定和执行作为最佳选择的中立政策。于是,无论这样一个政策带来了何种好处,我们也只能把它归入贝内克的第二个范畴而不是第一个。

与此类似,尽管经济现代化是一个主要目标,但评价佛朗哥的经济政策同样困难。人们经常看到,最大规模的增长发生在 1959 年以后,是在他放弃了政权初期的极端中央集权与自给自足政策之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它倾向于忽视 1949 — 1958 年已经取得的可观增长。没有这个基础,以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际自由市场经济当然不是佛朗哥偏爱的政策,因此初期的经济发展符合贝内尔的第一范畴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化阶段的主要成就更符合第二范畴的特征,即并非佛朗哥自己希望的,却是他所接受的。如前所述,许多独裁政权——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并不愿意做出这样的调整。

1945 年,美英等国取得了军事胜利,佛朗哥的某些改变代表的只是针对此后西欧民主胜利的调整,而完全不是他此前的规划。他个人的信念一直倒向君主制,尽管 1931 年他也曾认为君主制已是明日黄花,而且在他的独裁统治的头 10 年,他与君主主义的关系十分模棱两可。尽管如此,君主制的最终恢复——从技术设计上说是一种独特的新“建立”(instauración)——仍然是继承他的政权的最佳选择,而胡安·卡洛斯王子也是继承者的最佳候选人。然而,无论是对君主制还是对君主的选择,都是创造性调整的产物,而不一定是佛朗哥原来的规划。人们也必须承认他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即如果在内战期间或者在其结束后不久便试图把权力移交给君主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以西班牙的另一次政治灾难而告终。

通过严格的、有时严酷的政策与广泛的全国发展的结合,佛朗哥成功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加强合作感与社会团结感。这是建立在国家工团主义、经济发展以及最终的全国收入再分配、禁止党派政治的基础上的。收入再分配是通过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高税收或革命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从一开始便有意规划好的,而一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在 1975 年的结论反映了这一成就“很明显,西班牙的有机团结总的来说增强了。”

西班牙教育水平的巨大提高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朗哥,这一点更不容易弄清楚。因为差不多所有学生都是在公立学校或者国家资助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的,看上去这似乎也是他有意识的计划。但将教育的迅猛发展作为重中之重,这只是政权后期的情况,而且那时因为这似乎是发展加速自然带来的特点。甚至在 1970 年一项普通教育法颁布之后,与其他工业社会相比,教育经费比例仍然落后。因此,教育现代化将被归入第二个范畴,尽管人们或许也应该承认,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达到了令人敬佩的程度,而后佛朗哥时代的教育“民主化”则在某些方面降低了教育质量。

矛盾的是,尽管他的政权是从军政府起家的,尽管他总是明显地依赖军队来避免政局动荡,佛朗哥的制度现代化的另一个特点却是武装力量的相对非政治化。他和将军们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但同时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操纵他们,对高层职务进行调换与轮转,避免权力集中。军人占据了非常多的部长职务和其他高层管理职务,特别是在佛朗哥政权的头半段。这一事实模糊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佛朗哥不准军队干涉政府,禁绝了军人在其职务范围之外结成独立社团或扮演体制内角色的可能性。那些担任民事职务的军官是国家机构内的个别行政人员,而不是武装力量的自治社团代表。与政治进程的相对去军事化同时,国家预算的去军事化也在持续增加,这一点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朗哥对于教育的重视,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武装力量现代化上花费大量资金,因为这可能会改变它们的内部平衡。

在佛朗哥自己看来,他最大的失败,是未能维持曾经支撑过其政权的新传统主义文化与宗教的复兴。这并不是因为努力不够,这只是大规模社会与经济转型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内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大自由化对此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佛朗哥知道这种情况可能造成的结果,这至少是他 1959 年不愿意改变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并降低国家壁垒的部分原因。政权无法维持并不仅仅因为佛朗哥的去世,萨拉查的离世并没有让葡萄牙政权土崩瓦解。更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它的基础的社会与文化框架不复存在了。甚至在元首的生命终结之前,佛朗哥主义的社会与文化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腐蚀了。而且,佛朗哥政权在 1957 年后缺乏清晰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政权的精英中间很难形成支持佛朗哥主义正统的共识。

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政权垮台的后续故事比这个政权漫长的历史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在 1976 — 1978 年,胡安·卡洛斯国王和他的合作者为西班牙带来了民主化,这在到那时为止的政权转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里卡多·德拉谢尔瓦(Ricardo de la Cierva)于 1974 年 10 月辞去了他大众文化总监的职务。此后,他曾在巴塞罗那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人提问,请他举出一个制度化的独裁政权自身转变为民主政权的实例,这种转变还不能是政权正式崩溃或被推翻——这正是那些更为进步的开放派人士计划在西班牙做的事。他回答说,他当时正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回答是当然不存在这样的例子。 在欧洲历史上,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独裁主义体系的制度机制曾经被人和平地、系统地利用,从而彻底改变整个体制的先例。

这一新的“西班牙模式”的民主化,后来成为从南美到东亚的许多地方的独裁体制民主化的一种参考。这是 20 世纪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浪潮”的一部分,但西班牙因为开启了这一过程而具有崇高的地位。 而且,与民主化分别于 1918 年和 1945 年之后发生的头两波浪潮不同,这个第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部过程而不是由世界大战的刺激产生的。它的主要局限是,它无法扩展到重要的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政权中去。

佛朗哥和他的政权,代表着西班牙从卡洛斯三世王朝到 1975 年间,跨越两个世纪的传统与现代化的漫长冲突的高潮与终结。在某些方面,佛朗哥可以被视为西班牙传统主义的最后一位大人物。如果从这一角度观察,佛朗哥和他的政策及价值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成功地为现代化准备了一些关键条件,并清算了一些昔日的问题,但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只能留待他死后由后人接手。考虑到他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倾向,他无力打造一个未来的新西班牙。他非但无法以他自己计划的形式打造,更无法以另一种形式——他告别人世之后出现的那种形式打造。

佛朗哥的某些关键想法与陈述明显过于简单,但他仍然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一生充满不寻常的矛盾。他起自微末,从一个弱小的,看上去脆弱、微不足道的少年军官开始,不料竟成了陆军中最年轻、顶着最多桂冠的将军。作为一位君主主义的笃信者,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在某些方面,与一些著名的共和国领袖相比,他在保卫西班牙的自由宪政秩序方面更加有始有终但最后,一旦全国的秩序消失殆尽,他却摇身一变,突然在武装叛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自诩为“短期独裁统治”的坚定信奉者,却在将近 40 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精力充沛地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个保守的传统主义者,在开始时,他从事的是以长枪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自封的极权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对建立帝国雄心勃勃并与希特勒互相勾结的野心家,他最终拒绝了后者的诱惑,而且在实际上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完全放弃了西班牙在非洲的一切领地。最初,作为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定敌人,他与美国谈判达成了防卫与援助的重大协议,却始终对西方抱有警惕,因为他确信,西方世界正被他深恶痛绝的共济会暗中破坏。他坚决反对德国在加那利群岛建立海军基地,却同意美国在西班牙本土建立重要基地,尽管他随后持续寻求限制对这些基地的使用。他发起了一项活力十足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但后来又让位于更加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前发明了所谓“西班牙模式”。作为一位本能的反共人士,他颇为赞赏地称胡志明为越南民族主义的领袖,并建议林登·约翰逊不要对他发动战争。他坚决抗拒那些支持胡安·德波旁的君主主义者,却让后者的儿子成为自己的继承人,恢复了君主制。他的独裁政权始终顽固地奉行反对自由主义和反对民主的政策,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却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继承人将进一步让西班牙自由化(尽管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其可能达到何种程度)。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促进西班牙重新天主教化的教会的儿子,他却在生命的后期遭到了梵蒂冈的遗弃甚至反对,他认为这是在他的背后捅了一刀。

佛朗哥对于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统治的漫长,这决定了这个国家从 1936 年至 1975 年的政治命运其次在于他统治期间这个国家发生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有些直接出自政府的计划,有些则作为他的政策的副产品而被接受,还有一些则和他的目的直接冲突。佛朗哥的政权和他的时代,标志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动荡时代的结束,并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为更有希望的下一个时代铺平了道路。但就像摩西一样,佛朗哥也只能站在历史的岸边遥望彼岸,而永远无法踏入其中。他无法创造下一个时代,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基本特点、性格和价值观的阻碍。他是保守社会的军事元首,而甚至在他去世之前,这个社会基本上就已经不再存在了。


题图为佛朗哥,来自:维基百科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