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统治阶级的政治妄想,为何最后成为了现实?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9-01-31 18:40:31

亚当·查莫斯基凭借独有的资质,优雅地剖析了紧接着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偏执、疑惧和阴谋论。他描绘出这个年代里现代警察国家的诞生,欧洲专制主义的起源以及后来我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起点。——安妮·阿普尔鲍姆,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获普利策奖

作者简介:

亚当·查莫斯基,古文物协会、皇家文艺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的会员,他定期为《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撰写文章,关于波兰、拿破仑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多部作品荣获奖项。

译者简介:

袁野,社会科学学习者,主攻国际关系和方法论。

书籍摘录:

23. 反革命(节选)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过去三年里,各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的报告表明所有的地区和城市都被“完全的宁静”所笼罩,“对国王表示忠诚”也十分普遍。秘密警察报告的政治事件也很少,除选举时政治事件的数量会有所增加,但很快便会消退。巴黎警方的报告满是斗殴、抢劫、自杀、溺水、溺婴和行为不端的嫖娼事件,都没有提及早些时候的“叛国骚乱”。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政治上温和的律师路易-莫里斯·德贝雷米(Louis-Maurice Debelleyme)撤销了煽动挑衅的线人,将用于政治警察的资金转移到刑事案件上。他还在巴黎设立一个新警察分支——城市警察,尽管统一以军事形式行动,但他们比不招人待见的皇家宪兵要更亲民一些。

1826 年和 1827 年庄家歉收,接下来几年里发生食物短缺和失业和贫穷。爱尔兰、瓦隆尼亚(Wallonia)、莱茵兰和法国发生了食物暴动。 1829 年和 1830 年之间的冬天正逢冰期,法国一些地区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达到 75% 。这些都只引起零星的面包骚乱,也没有演变为严重暴动。根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路易·布朗的描述,人们已经因为麻痹而变得十分顺从。他们“特别鄙视耶稣会和教士”,还鄙视波旁王朝——主要因为他们恢复王权的方式,“人民对祖国受到的羞辱感同身受”,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或权力要求,也不对更美好的世界抱有希冀,所以“他们既不怀抱希望,也无法展望未来”,“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既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一致的仇恨”。解散国民卫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成功征服阿尔及尔的远征倒让军队有事可做,同时还提振了士气,所以也没有理由担心军队。

1830 年 3 月 2 日,在自由派占多数的新国会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一群议员向国王呼吁,说他没有聆听人民的声音,没有实施和解措施。国王的反应是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重新选举使自由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鉴于查理的态度,很多人认为政变会在议员重返全国各地等待 8 月 1 日召开新议会的期间爆发。

7 月 25 日,查理签署四部法令,解散了一会,将选民人数减少了 75% ,并要求所有出版物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国王给自由派下了战书。”梅特涅给弗朗西斯写信说道。不过,不管是查理,还是他的部长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应对即将发生的挑战的应急方案。法令签发后的第二天, 7 月 26 日,查理驱车前往朗布依埃城堡打猎。巴黎军司令官马尔蒙元帅从报纸上得知法令后,立即前往朗布依埃城堡,请求指示。他之前没有收到警告,所以没有做军事上的准备,手头上没有充足的兵力,也没有应急的弹药补给,同时很多军官也不在巴黎。

群众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巴黎宪兵在 7 月 26 日和 27 日之间的夜晚发出的报告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他们先在王宫广场抓捕了十二个非法集会和“干扰公共治安”的人,然后在克利希的街垒抓捕了一个“叛乱”分子。如果不这样,他们便需要认真地阅读报告,并从里面记录的斗殴、抢劫、酗酒、为治病而卖淫、决斗、从塞纳河捞出来尸体中找到也需要动用骑马宪兵对付的聚集群众。平静无法持久。因为担心国王发起行动,巴黎的银行暂停发放贷款,大量工场关门,还辞退了工人。

第二天,城市各处冒出路障壁垒,人们涌向街头,到处可以感受到焦虑、政治冲动和感情用事的浓厚氛围。学生、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加入即将燃爆的人群之中,大仲马、贝朗杰、阿里·谢费尔(Ary Sheffer)、李斯特和柏辽兹(Berlioz)都在其中。“自由万岁”的呐喊和令人称奇的其他各种口号混杂在一起,其中很多与当时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的文学争锋有关,而这次文学之战开启于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开创性剧本《爱尔那尼》(Hernani )在 1 月上演的第一个夜晚。“这里一切仍然十分平静,”自由派议员布罗格利公爵在 7 月 27 日记录道,“昨天警察试图激化骚乱,但不幸失败,旁观的人耸了耸肩膀。由于还在等远方的同伴和议员,所以我们有意不做反应,主动权在我们这里。”形势在那天晚上的后半夜开始发生变化。因为马尔蒙把他的部队调到了罗浮宫周围,所以街道上十分空旷,成群的工人和少量商店主开始聚集。之前遭遣散的国民卫队士兵也加入其中,到处都插满了三色旗。 7 月 28 日早晨,巴黎的空气弥漫着骚乱的气息。然而形势还可以挽回,马尔蒙说,他仍然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指令。

让人十分吃惊的是,查理十世和波利尼亚克仍然不停地说指导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发起叛乱,他们给工人分发钱财,制造匕首,购买军火。不过,虽然决定对抗,但他们却没做好准备,国王在关键时刻败给了自己的紧张情绪。正如布罗格利指出的那样,国王用法令抛出挑战宣言,“他面对的既不是秘密社团,也不是指导委员会”,只是一群正在思考如何应对却手足无措的议员。因此国王本应该成功,如果军事上做好充足的准备,胜利手到擒来。用路易·布朗的话来说,查理缺乏他所渴望拥有的独裁者的勇气。

面对骚乱,迟迟的不行动很快就削弱了军队本身的作用,马尔蒙在等候国王命令的时候,部队中开始有人逃窜。马尔蒙催促国王赶紧行动,因为他仍然相信形势可以得到控制,他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一般来说,像皇家宪兵一样不受欢迎的部队如果稍稍看到他们的雇主有垮台的可能,就会立即解散;而那些为政府做坏事的人也会最先被叛乱分子弄得分崩离析。不过7 月 28 日到 29 日的报告关注更多的是三个女人因为“煽动卖淫”而遭到逮捕。

“如果有需要,我即刻就会跨上马背,而不会像我哥哥一样坐在囚车里”,国王挑衅地对莫尔泰马尔公爵说。但他并没有亲自领导军队,甚至没有给马尔蒙发布一道合理的命令。为了避免陷入被动,马尔蒙开始从城市撤退。犹豫良久后,查理登上马车,驶向海岸,登船来到了英国。他也许败给了自己的宣传,并开始相信一个全能的指导委员会已经接管并将上演血腥仪式。实际上,正如贝朗杰所评论,“那时是查理十世政府自己单独策划了反对自己的阴谋”。

革命让反对派的领导人十分震惊,而像拉法耶特和拉菲特这类本来长期从事反叛活动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没法应对形势。梅特涅如果看到他们这个样子,也会笑起来。但这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因为是国王的不当举措制造了革命形势,权力现在从它隐藏其中的、众人所知的阴沟里释放了出来,必须要重建秩序。

拉法耶特和其他自由派人士急忙把“匿名的胜利”(其中一个人形容此次叛乱为“匿名的胜利”)据为己有。他们很幸运地没有遇到其他竞争者,更激进的一方也很吃惊,底层阶级是在没有领导的状况下发起革命的。一个观察家注意到在三天的革命期间,叛乱的劳动者驯服地要求中产阶级和学院的学生来领导他们。一些人相信如果拿破仑的儿子出现在大街上,帝国就会重现。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共和主义者掌握了主动权,法国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共和国。

路易·布朗有效利用了混乱局面,他见证了杜伊勒里宫风暴,注意到暴民表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参差不齐的忠君态度,他们无情地摧毁了一些肖像,还在其他肖像面前脱帽致意。最终,波旁王朝能否幸存下去仍然悬而未决,结果在国王无法得到救赎的时候,拉法耶特、拉菲特和其他人就已经施展高超的手段,让奥尔良公爵获得了王国陆军中将的头衔。路易·菲利普一世继承了法国王位,称号是法国人民的国王而非法国国王,他接纳三色旗作为国旗,由此承认了 1789 年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遗产,接纳了人民主权的理念。

虽然“七月革命”的确实现了政权变更,而且尽管德拉克鲁瓦的油画和维克托·雨果的文学作品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七月事件的参与者则很难说具有革命性,那些走上街头的人的动机和心情与梅特涅想象的没有什么区别。“我几乎见证了我们(1789 年)大革命爆发以来的所有事件,我可以向你保证, 7 月 27 日、 28 日和 29 日事件的参与者和大革命参与者没有一点可以类比的地方,”前首相路易-马修·莫莱(Louis-Mathieu Moleˊ)于 8 月 18 日写信给威灵顿公爵,“革命期间,人民具有侵略性;而这次,他们是在保卫自己;革命者会破坏法律,而这次他们站在了法律的一边。”他继而指出,尽管人们情绪高涨、义愤填膺,但并没有发生劫掠和犯罪活动。“这次革命没有阴谋的成分,也没有阴谋分子参与其中”,莫莱解释道;法国社会遭到攻击,然后它做出了自卫。莫莱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阶级之间存在着以积极的热情将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情谊。

亚当·查莫斯基,来自:维基百科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和 1789 年革命之间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引起的反应。当时,巴黎发生的事情被整个欧洲的自由派人士和潜在的革命分子当成号角,被更保守的人当作危险的火山发出的隆隆声响。对双方来说,这次革命激起了关于 1792 年的回忆,他们害怕或者渴望法军动身输出革命,或者用他们的尖刀创造自由。

巴黎的消息在德意志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欢呼。一个驻扎在美因茨的普鲁士军官指出,“城市很多年轻人戴上法国帽徽,唱起《马赛曲》,剧院里每一处表达敌视暴君、热爱自由的句子都会引起阵阵掌声”。巴黎事件当然也在比利时引起了共鸣,这里的比利时是指说法语的前奥属尼德兰地区,已经在维也纳会议上并入到新的荷兰王国。毫无同情心的荷兰国王、清教徒威廉一世的政府对这些天主教省份深感不安。南方地区的两次粮食歉收和对工业的歧视已经造成了十分困难的情况。很多逃亡的法国革命者与拿破仑时期的军官都驻留在布鲁塞尔。他们没在布鲁塞尔制造革命,大多都涌回巴黎,然而荷兰当局为保险起见,决定取消原定于 8 月 25 日举行的威廉国王生日庆典。这被看作是怯懦的表现,使当地爱国者有了底气。当晚,布鲁塞尔上演了一场法国作曲家奥柏(Auber)的《波尔蒂契的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 ),咏叹调“为祖国奉上崇高的献祭”章节引起雷鸣般的掌声,观众则自发唱起了《马赛曲》。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下,剧院里的观众走上街头,群众变成暴徒,制造了一场骚乱,他们攻击政府部门,撕下皇室徽章。皇家军队撤离了这座城市,留下警察维护公共治安,布拉班特(Brabant)的黑黄红三色旗被升了起来。

仅仅两周后的 9 月 8 日,在布伦瑞克的一次面包骚乱中,在位的查理公爵的宫殿遭遇示威者的攻击,他们要求重新召集本地议会——等级议会。查理是个小气的暴君,因为沉迷于华贵的珠宝,而被称作“钻石公爵”,他从后门逃了出去。暴民洗劫宫殿的时候,卫兵只是漫不经心地站在一旁。公爵的兄弟威廉取代查理的位置,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也许并不奇怪,一些证据表明布伦瑞克贵族在幕后参与了整个过程。类似的骚乱也在萨克森和汉诺威爆发。在黑森-卡塞尔,威廉二世未能履行制定宪法或改革腐败的行政机构的承诺,这里到处都是针对面包价格、行会规则以及税收的暴乱事件。除了社会问题,憎恨情绪还聚焦到国王那花钱如流水的低俗情妇身上,国王甚至封他的情妇为贵族。接着发生的暴乱和抗争让威廉不得不召集等级代表会议。(1831 年开会的时候,议员坚持推选威廉的儿子为联合摄政,这激化了形势,而他们情妇之间不得体的争吵让十分紧张的政治事务黯然失色,还使当地政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问题丛生。)

在英国,巴黎革命没有造成特别轰动的影响,但氛围更加严肃,当跟随查理十世逃亡的马尔蒙元帅登陆朴茨茅斯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每个角落都飘展着法国三色旗。“朴茨茅斯的感觉和引发法国革命的氛围完全一样”,马尔蒙说道。辉格党人格雷伯爵的反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如何用合法的方式抵御已将所有法律都推翻的政权?暴力是唯一的途径,感谢上帝,成功了,”他于 8 月 3 日给列文公爵夫人写道,“在我看来,巴黎人民展示了毫不畏惧的勇气,他们值得被称赞和敬佩,人们感觉到巴黎人民不仅捍卫了法国的自由,还保护周边所有国家的自由不被毁灭。”辉格党政治家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给布罗格利送去了他对“当时最伟大的自由保卫战最真挚的祝贺”。

巴黎革命前正好一个月, 6 月 26 日,乔治四世国王去世,接下来议会的解散再次在英国引发了议会改革问题。法国革命以最少的流血牺牲,成功带来宪政上的改变,使一些英国人认为可以用武力来达成目标。政治家、土地所有者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说道:“随着 1830 年 7 月巴黎事件的爆发,国内很多团体强烈呼吁从根本上改变。”“这次全新的革命在中产阶级那里造成不同一般的影响,使很多计划着各种议案的人站在了我这一边,”弗朗西斯·普赖斯于7 月写道,“光荣属于一切有勇气、博爱和诚实的巴黎人,平凡人十分渴望证明自己是勇敢而诚实的,是充满博爱精神的。所有人都要去抵抗试图控制法国政体的政府。”比利时两个月后发生的不流血革命让改革分子看到希望,让现状维护者感到丝丝恐惧。这些威胁感也来自另外一个地区。


题图为 1830 年 7 月革命,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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