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先锋电影教父、著名独立电影导演和推广人乔纳斯·梅卡斯去世_文化_好奇心日报

Bruce Weber2019-01-25 09:39:11

“我意识到不论走到哪里,电影这门语言都可以打动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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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当地时间 1 月 23 日),导演、策展人、档案管理者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享年 96 岁。他也是一名独立电影推广人,特别是实验电影、地下电影或先锋电影的倡导者。

他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证实了他的死讯。

在艺术领域,人们很难就某人的地位达成共识。但很少会有人否认,梅卡斯是那种“不会在综合影院播放的电影”的领军人物。他常常被誉为“美国新电影”(New American Cinema)教父或大师(“美国新电影”是他给 1950 和 1960 年代地下电影运动起的名字)。

梅卡斯是个立陶宛移民。1949 年,他和弟弟阿道法斯(Adolfas)刚到纽约时几乎不会说英语。但短短几年间,他就成了先锋电影的代言人。(阿道法斯于 2011 年去世,他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知名导演、作家兼教育家。)

除了制作电影、撰写大量影评外,梅卡斯也创立或联合创立了多家支持、宣传独立电影人的机构,例如创办在 1955 年至 1996 年间发行的纽约著名季刊《电影文化》(Film Culture)、建立电影发行机构“电影人合作社”(Film-Makers Cooperative),以及实验电影领域首屈一指的资料馆兼博物馆“精选电影档案馆”(Anthology Film Archives)。(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影响深远的、有关“作者论”的文章就是在《电影文化》杂志上发表的。)

梅卡斯是知识分子、狂热分子,也是个破坏分子。他总能为实验电影奔走疾呼。这种作品往往强调视觉冲击,但在叙事上有所欠缺;它们展示的影像令人震惊,甚至会惹人反感;影片的节奏和逻辑考验着观众的耐心,片中探讨的禁忌话题也不断试探着人们的底线。

从 1958 年起,梅卡斯开始为刚创刊不久的另类报纸《村声》(The Village Voice)撰写专栏“电影日志”(Movie Journal),并一直坚持为其供稿至 1975 年。本质上说,梅卡斯是《村声》周报的第一任影评人。他一贯批评诸如《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等好莱坞热门影片,同时极力称赞地下电影导演斯坦·布拉克黑奇(Stan Brakhage)、肯尼思·安格尔(Kenneth Anger)布鲁斯·贝利(Bruce Baillie)、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等人的作品。

1963 年,梅卡斯因放映史密斯执导的影片《热血造物》(Flaming Creatures)而以猥亵罪名遭到逮捕。这部有伤风化的荒诞片里出现了双性人、异装癖,以及各种性别模糊的角色。

1969 年,梅卡斯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平庸又无趣的好莱坞或欧洲艺术电影,而不喜欢给人以启迪、令人如痴如狂的先锋电影。好莱坞电影描绘的是无趣而简化了的现实,体现的是平庸的情感、观点和思想。先锋电影则描绘了细致入微的体验、情绪、观点、感知——它能带给你启迪,它的内容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不明白,公众、影评人、教育家为什么会花上数千小时欣赏二流作品,同时取笑先锋电影。”

祖国沦陷

1922 年 12 月下旬,乔纳斯·梅卡斯生于立陶宛一座名为“谢梅尼斯基艾”(Semeniskiai)的村子里。(人们通常叫他“乔纳斯·梅卡斯”,但据他儿子说,这个名字在立陶宛语里其实应该读作“约纳斯·马卡斯”)。

二战爆发时,梅卡斯年仅 16 岁。不久,立陶宛就先后被前苏联和德国占领了。前苏联先将大批立陶宛人驱逐到了西伯利亚,接着德国又清除了国内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当时,一些立陶宛人也协助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叛徒。

从小就拥有反叛精神的梅卡斯在立陶宛北部城市比尔扎伊(Birzai)一家地下报社找到了工作。

后来梅卡斯回忆说,这家名为《新比尔扎伊新闻》(The New Birzai News)的报纸对苏、德两届政权都予以批判。但在 2018 年,迈克尔·卡斯珀(Michael Casper)在《纽约书评》双周刊(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称,这家报社由极端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立陶宛行动阵线”(Lithuanian Activist Front)发起,其立场倾向于德国,刊载的文章也充斥了反犹言论。卡斯珀在文中写道:“梅卡斯反苏分子的圈子并没有抵抗德国人,而是像全国各地支持立陶宛行动阵线的活动人士一样,把德国人视为解放力量。”

但他也指出:“与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不同,梅卡斯并不反犹。他为《新比尔扎伊新闻》撰写的稿件均为书评、文艺随笔,以及宣扬浪漫民族主义的诗歌。他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反犹的。”

2015 年,梅卡斯在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图片版权:Nicole Bengiveno/The New York Times

梅卡斯曾写道,当时自己反抗了纳粹势力,并试图逃离纳粹控制。不过后来他和弟弟一起被德国人送进了劳改营。2015 年,他在接受《Interview》杂志采访时对影评人、导演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表示:“德国人占领立陶宛时,我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加入了抵抗阵营。我的职责是为这家地下报社码字,报社是反对德国和前苏联的。”

二战结束后,梅卡斯和弟弟住在德国威斯巴登(Wiesbaden)一座难民营里。在那儿,他得以进入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学习了哲学,并写了不少诗歌。1965 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周末副刊采访时说,自己当时读到了一本名为《电影编剧艺术》(Dramaturgy of Film)的著作,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本书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梅卡斯指的是他和他的弟弟。“我们继续用立陶宛语写作,我写诗,阿道法斯则写散文。但离开了立陶宛,我们有点不知所措。我们需要受众。语言如果不加以培养,就会慢慢消亡。读了这本书,我意识到不论走到哪里,电影这门语言都可以打动所有人。”

国际难民组织(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把兄弟俩送到了美国。他们本来准备去芝加哥一家面包店工作,但抵达纽约后两人就被这座城市迷住了,再也没能离开。

兄弟俩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住了下来,平时打打零工,比如搬运卡车货物、清洗盘子等。他们沉浸在纽约热闹而叛逆的艺术氛围中,尽情欣赏绘画、文学、音乐,尤其还有电影。

乔纳斯·梅卡斯曾比喻说:“我们就像是干的海绵!”没过几周,他们就买了一台 Bolex 摄影机。乔纳斯开始拍摄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或者说是影像日记)。在余生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创作自传体作品的过程中也保持着这个习惯。这部不朽的作品中收录了大量短片和文字,例如梦境集、轶事集、成打的日记,以及十几部诗集等。

1952 年,梅卡斯搬到了曼哈顿。他为一家摄影工作室取送文件,并开始学习摄影、冲洗胶片、制作电影。第二年,他开始在纽约下东区一家展览馆里放映实验电影。到了 1955 年,他和阿道法斯共同创办了《电影文化》杂志。

对法国人的回应

有了心理学家兼文化学者鲁道夫·安海姆(Rudolf Arnheim)、影评人萨里斯,以及后来波格丹诺维奇等特约撰稿人的支持,《电影文化》成了对法国著名期刊《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的回应。

《电影文化》一直到 1990 年代才停刊。它或许是美国第一份将电影视为一种艺术形式、承认电影对整体文化有影响的出版物。虽然杂志最初关注的除了实验电影外,也包括主流电影,但到了 1960 年代中期,它成了传播先锋电影艺术思想的重要平台。

到了 1960 年代初期,一些地下电影声名大噪,包括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的《影子》(Shadows)、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与阿尔弗雷德·莱斯利(Alfred Leslie)共同执导的《拔出雏菊》(Pull My Daisy),以及雪莉·卡拉克(Shirley Clarke)的《药头》(The Connection)。此时梅卡斯感到,是时候宣布美国新电影运动即将拉开大幕了。

1962 年,他和约 20 名导演联合发起了“电影人合作社”(Film-Makers’ Cooperative)。在宣布合作社成立的宣言中,他们批评主流电影“道德败坏、审美过时、主题浅薄、气质呆板”。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审查,并驳斥了所谓的“预算迷思”。

这一美国新电影运动团体发布的第一份声明中写道:“低预算并不仅仅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而是和我们的伦理和审美观念是一致的。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希望表达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

在合作社成立的头五年里,它的总部就设在梅卡斯位于曼哈顿的阁楼公寓。这里成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家的聚集地,熟悉的名流包括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到了 2011 年,合作社已在为近 1000 名电影人发行作品。

1970 年,梅卡斯与导演斯坦·布拉克黑奇等人在曼哈顿下城第二大道开设了一家“精选电影档案馆”(Anthology Film Archives)。如今,档案馆每年都会展映上百部影片、修复 20 多部电影,它也是世界上馆藏先锋电影相关书籍、期刊、照片等最多的博物馆。

梅卡斯本人拍摄的第一部长片《枪林炮丛》(Guns of the Trees)于 1961 年问世。影片记录了纽约一对情侣和一对夫妇几天内的日常生活,期间,这四人中的一名女子自杀了。

影评人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多年后写道:“在这部电影里,乔纳斯·梅卡斯或许无意识地记录了一种生活方式。片中没有情节可言。这些角色都是社会边缘人物,曾经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他们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没有受到越南战争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影响。”(蒂莫西·利里是 1960 年代嬉皮士运动反主流文化的代表,提倡使用 LSD 致幻药物,译注。)

1964 年,乔纳斯和阿道法斯拍摄了《禁闭室》(The Brig)。影片改编自肯尼思·布朗(Kenneth Brown)在纽约生活剧场(Living Theater)演出的同名戏剧,讲述了一座美国海军陆战队监狱里的故事。此后,乔纳斯广为人知的作品均为非常私人的纪录片,包括 1976 年的《失,失,失》(Lost, Lost, Lost),以及 2000 年的《当我往前走之时偶尔会瞥到一缕美丽之景》(As I Was Moving Ahead I Saw Occasional Glimpses of Beauty)。这些影片均穿插选用了他多年来拍摄的影像日记。

另一部于 1972 年问世的电影《回忆立陶宛之旅》(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讲述了他第一次回到祖国的故事。弟弟阿道法斯也随同回到故乡,他为这段旅途制作了自己的纪录片《返乡》(Going Home)。两部影片在纽约电影节上一起放映时,《纽约时报》记者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写道,这个夜晚“充满了梅卡斯两兄弟的气息,远远出乎观众的预料。但这个夜晚也相当动人,让人沉醉其中;它美丽而有诗意,同时又显得平庸而繁复,并且大胆冒失、非常私人化”。

最近几年,梅卡斯成了《纽约时报》“85 岁及以上”(85 and Up)系列文章的一位主角。在这个系列中,记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跟踪记录了多位老人在纽约市的晚年生活。

2016 年,苏格兰艺术家兼导演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为梅卡斯拍摄了一部名为《我无处可走》(I Had Nowhere to Go)的纪录片,片名取自梅卡斯出版的一本日记集。

梅卡斯的儿子透露说,1970 年代初,父亲曾与霍利丝·梅尔顿(Hollis Melton)结婚,但两人已于 2000 年代初离婚。除了他的儿子外,梅卡斯身后还留下了女儿奥娜·梅卡斯(Oona Mekas)和一个孙女。

2010 年,当被问及什么是先锋电影时,梅卡斯回答说:“没有什么公式。不论是哪个领域,先锋作品永远都走在前线。在科学界、音乐界,人们扎身其中,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未来。与其说人们不习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如说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技术。”

“这就是我眼中的先锋作品,”他继续道。“它们通常都很脆弱。而前线通常也是子弹最密集的地方,大多数攻击都是针对前线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人来保护先锋作品免受批评和攻击。所以这就是我的职责,我要帮助那些脆弱的事物不断成长。”


翻译:熊猫译社 智竑

题图版权:Edu Bay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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