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存在的读书小组的成员对谈,和公共空间和行动者话题有关_文化_好奇心日报

孙今泾2019-01-20 06:44:38

“ 20 多岁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回应一些公共议题。”

2006 年,杨小刚读完新出版的中文版《从黑格尔到尼采》,写了一篇书评《 蔷薇花与十字架》。在思想界,“蔷薇花”常常用来指代理性、知识,而“十字架”指信仰、信念。后者并不是确切的事实,却时常指导人们行动。他用这两个词描述 19 世纪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在理解历史时的不同态度。

杨小刚当时是同济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他把书评寄给了“读品小组”。笔名“杨不风”。这是一个在 2005 年自发形成的读书小组,从 2006 年年初开始定期发行电子刊物,最早是半月刊,后来改成月刊,增加了刊物的厚度。读书小组里的核心成员大部分是高校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主)。

主编之一周鸣之回忆说,他们中的一些在当时已经是媒体书评的撰稿人,但“大家觉得(媒体的)书评没劲”,受限于版面、写作规范,而且读来不太轻松的、专业一些的书籍很少被接纳。他们希望“同好争鸣”,也“想向公众发声”。电子刊物《读品》因此诞生。小组成员通过 Gmail 邮箱订阅,并以邮件组的形式相互回应。周鸣之称,最多的时候有上万人订阅,其中有不少是高校的年轻教师,他们还推荐学生订阅《读品》。

1 月 13 日,几位“读品”小组的核心成员聚在一起,因为杨小刚的新书《蔷薇花与十字架》出版。书名即来自杨小刚寄给“读品”的第一篇书评。这本书的内容包括学术随笔,也包括杨小刚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德国社会的观察。

杨小刚将这些文章分成四部分“知识与信念”“自由与责任”“学术与政治”“民族与国家”。在介绍最后一部分时,杨小刚说:“有的人觉得高谈阔论的人不关心实际生活,不关心粮食与蔬菜,老是讨论非常宏大政治经济问题、公共议题,但我们其实没法回避这些问题。这些议题里,这些年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是,本来我们觉得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民族国家的界限会越来越消除,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口的迁移、流动速度更快,程度更大,人与人之间交流会更多,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反面的现象:民族国家的趋势在增强,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城市社群、城市群落,形成各种各样的壁垒,造成了新的分割。 ”

不过在这场聚会上,大家对“读品”小组的回忆和看法都各不相同。仇鹿鸣如今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在加入“读品”小组时,正在修读博士学位。他认为电子刊物的形成很自然,因为“念博士总是要读一些书的”。杨小刚认为,他们最早是集结在论坛上的一群人,如果没有电子刊物“读品”,他们会继续在论坛上讨论、“拍砖”。当时人们还习惯在论坛上打很多字、长篇大论。加入“读品小组”更像“交朋友”。杨小刚现在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这些成员都认可,“读品”小组始终处于专业化和纯粹的消遣之间。2006 年下半年,“读品”小组还开始组织线下活动,他们和书店、区图书馆合作,有时设置议题、发起讨论,有时邀请作者介绍新书、宽泛地谈论文化现象。周鸣之认为,在后期,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她有意识地让活动内容更通俗一些,而不只局限于“三农问题”和经济学的话题。

“读品”小组在 2011 年因为外力停止更新。“上海的公共空间受到了压缩。”周鸣之说。

尽管有不少成员后来都以学术研究为职业,在博士毕业后成为高校教师,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对“专业主义”和过度的职业化保持警惕。

郦菁目前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她在周日的聚会上说:“ 20 多岁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回应一些公共议题。我的使命不是当一个学者,包括后来从事学术职业,我都从来没想过要把自己职业化。”她还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小刚现在已经写不出这么一本书来……自我认同,还有我们在公共空间当中的机会,都已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另一位早期的“读品”小组成员王晓渔说:“这种书的时代——随笔的时代或者说副刊的时代,我觉得已经完全过去了。对我个人而言,我的大学时代是随笔和副刊的时代。在我读大学时代,类似这种文体,是我们从一个业余的、完全对文化思想一无所知的,到开始慢慢产生兴趣的、极为重要的其中一些中介。”王晓渔向出版机构“三辉图书”推荐了杨小刚,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

在上周日晚的新书推介会上,几位“读品”小组成员还谈了谈公共空间和年轻行动者的变化。

我们整理了对谈内容,如下(有删减):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近几年有一种非常强的差异感,和我以前上学的时期相比,好像发生了某种很大的转折。基本的一个经验就是,技术对于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多人觉得原来只是科幻小说里幻想的东西,到今天可能是真的要实现了,我们天天在谈大数据,谈论人工智能,有一天机器人可能会征服世界。因为 VR 技术 AR 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原有的日常的感官世界发生了很多动摇。 一方面,在科技发展非常迅速的时代,我们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很多时候都消化不了这么多信息,但另外一方面,在获得越来越多知识的同时,我又感觉到我自己发生动摇了。

所以我就想问问在座几位朋友,过去这些年,大家有没有一些曾经觉得自己很确信的东西,但是现在非常怀疑的,理论上的,学术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如果要说有的话,就是所谓进步论。时代肯定是往前进,我们会越过越好。虽然在理论层面对进步论是不相信的,实际上我们还是隐形地接受。但是这些年我大概不确定了。

杨小刚:

黑格尔《历史哲学》里第一篇文章也是讨论进步论。他首先为我们人类设想了这么一个整体的历史框架:世界处于持续进步中。这一点后来被弗朗西斯·福山通俗化,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论”。我前两天还看到去年福山接受的一个采访,很多人说,你看现在世界大乱,形势大变,天翻地覆,“历史终结论”已经完全不起效了,所谓“民主最终会取得胜利”这样一个结论不成立。福山回应说,确实原来这个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但是他仍然相信,理论上来说,黑格尔式的这样一个历史哲学——其实也是基于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论”所设想的一个通过法律得到普遍实现的人权的保障,这样一个全球化制度仍然是理论上人类能够追求的历史的最终目的。

但是做历史的好像很多人不会赞同。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大家都知道,中学的历史教育是受到很强的进步主义史观,或者新型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实际上有一个起点。但这个起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现在是2019年,它是一个公元纪年,这当然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既然有起点,当然就有终点。 尤其在进入到所谓现代社会以后,它是非常进步的。当然如何理解进步,是不一样的。原来官方的意见就是从所谓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福山讲的历史的终结,本身当然也带有很强的进步论的色彩,认为现在西方民主社会这样的机制是——尤其是在苏联崩溃之后——人类探索自身命运或者说国家形态,找到的最后的终点。

每个人处在各自当下的话,肯定多少会对时代或者说对个人有一些信念。但是如果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其实不太能够知道历史的方向。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看法)就是(基于)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这样一个高度。实际上难以避免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现在的知识。但是我想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其实是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个共识,或者说是一个共同的信念。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杨小刚:

你是做制度史研究的,我看到一些通俗的历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一些社会制度的演变,实际上都有很多历史的影子。比如说,高校学术财政拨款这几年增量非常大,他们认为和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花大批财政做学术,是非常相似的。

仇鹿鸣:

我其实可以吐槽,凡是对历史的宏观的比较和线索的工作,一般都是由历史社会学的学者来承担,而不是由历史学家来承担。

尽管我是做中国古代历史,大概我绝对不会觉得高校的拨款的增加,和乾隆修四库全书有什么相似。我其实一个最直观的感觉是,如果除掉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中国大陆最近高校的投入、大学生的扩张,和台湾一九八十年代以后的变化是非常接近的。经济好转了,大学普遍入学率提高。

当然现在台湾的大学非常不景气,尤其私立大学非常明显,因为整体经济的增长比较缓慢,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少子化。

台湾在陈水扁时代,因为当时北部比较发达,所以要搞“县县有大学”。它也把很多技术性的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所以台湾基本上每个县都有大学。 台湾的大学密度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每个县都大学的话,他们要有些研究特色。所以我有一次到台湾去,碰到一个研究中古史的老师,我问他最近在搞什么?他说我们最近在搞苗栗学。那个大学在苗栗县,所以就是苗栗县的县志。否则的话,这个县凭什么给你拨钱呢?所以我想这种依赖公共财政的扩张对大学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经济起飞之后的社会当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其实反而需要思考的是,所谓高等教育变化之后,整个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发生变化,它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不是学经济学的,但讲起来的话,如果高等教育普遍化,一般来说是会推动整个经济的成长。但一个比较失败的案例是菲律宾,菲律宾大学的整体教育还不错,但因为国家整个经济结构不行,所以菲律宾很多菲佣都是大学毕业,但还是只能去做一种低端劳动。

包括,马英九讲到过一个目标,大学生的起薪是22000。按照现在的汇率,就是 4000 人民币还不到。 所以实际上大学的公共财政扩张,高等教育普及化,一旦整个经济发生收缩,尤其从后发国家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技术化的问题,其实我有挺多感触。对我自己来说感受最深的可能是二次元化。在我读书的时候,哲学当然是一个边缘的学科,大家觉得哲学是最没有用的学科。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是具体的问题,哲学,就是吃饱没事干想一想。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所有的学科都没有用,不能指导他们的行动,只有哲学是有用的。我碰到太多的年轻人,他们天然生活在二次元世界里面,天然缺乏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提篮桥和南京路在二次元里面都是三个字符嘛,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我碰到大量的年轻人,都是拉康的专家,都是齐泽克的专家,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最贴身的,直接可以有用的,可以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但你问他,你到底住在哪里,是住在宝山,还是住在松江?跟我讲讲你的生活的那地方。可能大家都没有兴趣,因为生活在二次元世界里,生活都用外卖和快递解决,那生活在宝山和松江确实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对他们来说,指导行动的东西也都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还很感兴趣比如说像社会运动这样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就是发一个表情包。被人打了一下,发一个表情包,房子被人强拆了,也发一个表情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心理。

所以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变成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告诫我们,学习重要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有理论知识,也要看现实知识,理论和现实要联系起来。但在二次元上,所有东西全部都被抽象化,都被平面化。

我碰到太多年轻人,不觉得去美国读书或者去德国读书有任何意义。有什么德国的书是中国下载不到的吗?或者是,你 pdf 传给我不就可以了?到底德国怎么样,也许我在 youtube 上看的比你到现场看的可能还要清楚一点。所以整个世界的平面化和抽象化以后,对人的行为其实发生了很大改变。

杨小刚:

公共空间空间变化以后,在这个空间中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我前几年去了广州,当时还没去的时候读一个在广州的人,一个社会活动分子,他写了一篇“思想青年”“行动青年”,对比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年轻人不同的行动方式,认为北京上海都是一帮坐而论道的思想青年,广州都是脚踏实地做各种社会实践的。确实,我去了以后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环保、劳工各种各样的问题。技术变革会带来更大的空间不同。但我知道郦菁其实有不同意见,她认为这只是简单化。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接着小刚的话题来谈谈公共空间。因为其实中国讲公共空间,当然之前不是用这个话语,但我们可以广义地说讨论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国家精英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的话,大概是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 1990 年代的时候有比较大的复兴,当时 J.C.亚历山大和复旦高研院的邓正来出了一套翻译的书讲市民社会,也可以翻译成“公民社会”。但是总体来说,大概前面 100 年对公共空间的讨论、或者对市民社会的讨论都是很精英化的。

但最近 10 到 15 年,变化很大。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变化,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化。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搞“读品”小组,包括小刚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20 多岁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是回应一些公共议题。我的使命不是说一个学者,包括后来从事学术职业,我都从来没想过要把自己职业化。但是等我从美国回来后,就发现学者或者知识分子这个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一个很职业化道路。其实美国也是类似的,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美国。

职业化的道路可能是对的,可能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有一个问题,时间点 (timing) 中国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像美国,早先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牧师,和公共政策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疏离的。到了六七十年代,一度联系比较紧密,但是 1970 年代之后,随着学生运动消退之后,关系一直是比较松的,是相对自立和独立的场域,这和学者的职业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学者的职业化并不代表公共空间没有人出来说话。所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社会学学者,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在美国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是一个空间 (space),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个空间 (space) 不光是可以由学者来占领,好多人都可以作为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但中国原来的公共空间是精英化的,主要行动者其实就是学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学者一旦职业化,公共空间就会有碎裂和萎缩的变化。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局面也是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和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我们能够在公共空间当中扮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小刚现在已经写不出这么一本书来。 (笑)我真的敢打赌,他现在对于自我的认同,还有我们在公共空间当中的机会,都已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但并不是说就没有希望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并不是这么简单地说处于二次元的空间当中,去政治化啦,和政治没有联系了。相反,包括我的学生,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好多新的尝试。

特别我们昨天还在交流,上海和广州都有一些团体,很年轻的 20 多岁的学生团体。它可能完全不落在我们成长的时代简单的“左”“右”之争。它的政治空间和我们想象的已经完全不一样。它用的是比如说,

杨小刚:

“全世界大笨蛋联合起来”。

郦菁:

对,像这样的话语。它看似去政治化,但是一种新的维度的政治行动和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完全没办法给他们提供什么新的能量和话语。我觉得希望还是很大,以后公共空间的发展、政治行动的改变,这都是可以期待的。

梁捷:

说到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作者),我想起大概三年前,我回国以后,读品小组也解散了,大家都各忙各的,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是我和我的朋友陈韵(组织的)。陈韵是最主要的组织者,我们找了市中心,在杨浦区一个地铁站可以到的地方,叫定海桥。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比如过去重要的工厂国民十九厂在这个地方,曾经出过最著名的人物叫做王洪文。整个上海东北一片,打架最厉害流氓最发达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叫虹镇老街,一个叫定海桥。虹镇老街其实已经消失了,定海桥可能在今年也会消失。在这么一个地方,定海桥被组织成为一个公共空间,有大量的艺术家,人类学家(所有来上海的人类学家特别喜欢去定海桥),还有很多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奇怪的人。

松本哉也是我和陈韵的朋友,他第一次来上海就来定海桥。 他之所以来定海桥,是觉得我们的生活状态会有些接近,或者有一些共通之处。松本哉最牛的地方,就是他这一辈子没有上过班,也没有父母的资助,但他还活着。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你只要能够证明不上班就能活着,那跟你比,周围的不都是大笨蛋嘛?我们不是都必须要上班才能活着嘛?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不上班的人,他活到四五十岁还活得好好的,他没有做任何社会运动,他就这样活着,我觉得背后其实暗含了很多很深刻的含义。

他写的那本《素人之乱》、拍的纪录片和他做的一些事情,表面上比较容易学习,大家一起玩、一起喝酒,这都没问题,但是有多少年轻人能够真的像松本哉一样?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就是艺术家的抵抗,或者是哲学家的抵抗。

《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胡闹场所建设指南》,松本哉著,吉琛佳译,副本制作出品。

杨小刚:

在广州也有一个跟他们类似的群体“上阳台”,就在中大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一个破破烂烂的一楼小仓库里,有一群年轻人定时不定时地聚在一起。当然西方社会学其实早就有“日常社会抵抗”这样的说法。

郦菁:

我补充一点。因为我正好写了一篇相关的文章。我们对公共空间、公民社会有个误解,它并不总是好的。可能是坏的。一些政治学家专门研究了德国魏玛时期的公民社会,他们用一些数据说明了德国魏玛的公民社会的结社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要高得多,但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脱节的关系,政治社会又被精英把持,公共空间被过度动员,最后能量被纳粹所攫取,所以是一个坏的公共空间的典型。从原来精英主义的公共空间马上走到民粹主义去了。这其实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美国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走入了保守主义的周期,越来越像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政治情境。所以公共空间也面临结构转型,但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转型,是新的转型。


题图来自豆瓣 (有剪裁)

长题图来自unsplash (有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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