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个春天》奔波的导演陆庆屹,说自己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玩的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笑盈2019-01-14 14:30:56

不过卖电影,很显然是另一回事。

贵州人陆庆屹仍然在为自己拍摄的《四个春天》卖力推广。

从 12 月 20 日到 1 月 11 日,宣发团队一共安排了 17 场路演。同时进行的各类通告,围绕电影和 1 月 1 日出版的同名新书《四个春天》展开。相当于每一到两天,他就要飞到另一个城市。

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的当天,陆庆屹刚从路演的上一站济南回京,来参加当晚的电影首映礼。下午三点多,在万达酒店,他拆开工作人员送来的烤鸭外卖,左右没有翻到筷子,干脆上了手。他两颊泛着红晕,烟一根接一根。他说自己是个“工作狂”,过去十来天在全国各大城市路演时,几乎每天只睡 2 小时。

《四个春天》是纪录片,拍的是陆庆屹父母的生活日常。影片前期的拍摄、剪辑由陆庆屹一人独立完成,并在 2017 年底参加了西宁的 FIRST 青年影展,获得了最佳纪录片;之后又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双项提名。

1 月 4 日,《四个春天》登陆院线公映。首日排片仅为 2.1% ,票房为 65.6 万 ;第二日排片跌至 1.1%,票房则上升了 49%;第四到七天排片有所升温,稳定在 1.6% 或 1.7%,但票房开始持续下降。至第八天排片降到 0.2%,之后排片和票房虽均有小幅度回升,但仍十分有限。截至 1 月 13 日,累计票房共 850.7 万。最近片方开始尝试针对排片稀少的地区招募预约放映专场。

陆庆屹不能不为电影推广卖力,因为他和家人的故事是这部影片最容易制造口碑的素材。观众产生去看电影的冲动,可能是因为对他的人生故事心有感触,也可能因为被他提及的一些家庭场面打动,再或者是豆瓣用户,看到了陆庆屹最近的高频发言。所有这些都比影片本身静态化的内容更容易传播——纪录片里,陆庆屹的父母玩乐器、唱山歌、跳舞、灌腊肠、种花、养蜜蜂、看燕子归来。

哥哥陆庆松也来助力,为影片编写了一首宣传歌曲《你是春天》。 不过,一家人细腻的生活,却很难让毫不知情的人走进电影院。 

从左至右:哥哥陆庆松、父亲陆运坤、母亲李桂贤、陆庆屹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认为,“这部影片用镜头去体会生活,而这种生活体验,不是书本知识可以概括的,而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发现的。它也不是创作,只是自然地想把父母的可爱之处记录下来。它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是‘周而复始’。”

陆庆屹决定拍摄纪录片《四个春天》是在 2015 年,当时他 42 岁,“北漂”已近三十年,尝试了各种工作:画画、踢足球、出版编辑、矿工、广告设计、摄影。

2013 年,陆庆屹在豆瓣上创建相册“回家”,分享独山和亲人的日常生活,获得了不少点赞和转发,之后陆续发布的两篇日记《我爸》《我妈》,再次引发热烈转发、讨论。

离家多年之后,陆庆屹开始重新审视家乡,在刚刚出版的电影同名新书的一篇文章《想做就去做》中,陆庆屹写道,“我的审美、思维、习惯已被重构,这距离使我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先是拍照片,后来因工作需要添置相机,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从 2013 年春节开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什么都想摄下来。”

起初,陆庆屹只想制作一个家庭影像纪念作品;到 2015 年,他决定拍成一部纪录片。促成该决定的契机,在各类媒体的通告中被不断重复为:他从侯孝贤的一篇访谈读到:“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不过接受采访时,陆庆屹对诸种因果性鲜明的描述有所保留:“其实并没有什么契机,一件事情做久了,自然而然,你就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陆家有摄影留念的家庭传统,在北大双创空间的一场映后分享会上,陆庆屹回忆起小的时候,爸妈每年都会带姐弟仨去照相馆留影;但 1999 年一场大火,将家中老照片烧得只剩下五分之一,“第二天我妈回家,第一反应是跑到楼上去找照片,照片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很珍贵的记忆”;被烧掉的还有姐姐工作后,用第一份工资给爸妈买的 DV;2008 年的时候,姐姐又买了新的数码摄影机,陆爸爱不释手,开始学会用“绘声绘影”剪辑影像。《四个春天》影片中插入的十几年前的影像,便出自陆爸之手。

“所以当我有钱买摄像机的时候,我第三天就回到家,给父母拍照片。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嚎啕大哭,我太想拍他们了,我也想拍独山县,拍我的童年、少年的经历。”尤其当姐姐在 2014 年底去世后,陆庆屹看见父母的日益衰老,记录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刚开始摄像时,陆庆屹并没有电影意识,到后面才逐渐鲜明起来。体现在电影里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特写的减少,以及远景的增多。“必须跳出镜头之外,用第三方的视角去审视。要有环境的全局意识,理解环境、表现环境,比如思考怎样用环境表现寒冷、或欣欣向荣的时候,得把自己的感受慢慢放进去。不要拍成城乡结合部那种广告,对吧?”

因为家人对拍照、录影早已习惯,所以纪录片拍摄期间,陆庆屹说自己并没有明显的抽离感,依旧参与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过姐姐的去世,给镜头背后的陆庆屹带去了极大的艰难。据《城市画报》报道,当场陆庆屹哭晕了过去,醒来时哥哥扶着他,陆妈问:“你是要继续拍,还是拿一个花圈?”陆庆屹决定继续拍,因为姐姐离开独山三十多年,当天她的发小,许多亲人都远道而来,与其拿着花圈,他更想拍下大家送别姐姐的场景,“里面都是情义”。

影片后半部分,陆庆屹插入的老录像中,有一段便是陆爸记录下的 1997 年全家人一起收看春晚的情节:陆妈靠在沙发上已经睡去,陆爸问三个子女,“我们上一次齐聚过春节是什么时候?1993 年?还是 1989 年?”陆庆屹交代,这是因为经济拮据,买不起火车票,1997 年之后全家才开始每年过年团聚。在《父母的债务》一文中,他曾讲述自己在多年以后,终于获知父母长年累月地埋头苦干,教书之外搞副业,养兔、刺绣、养猪,却依然一贫如洗的秘密:陆爸、陆妈因为盖房和承担家族接济,欠下了大笔债务,花了十多年才还清,但从未向儿女们提及、抱怨。

“在他们那里,没有困难,只有解决问题。”陆庆屹说。在他的豆瓣主页上,也写着这样一行签名:“人生没有困难,只有经历”。

父亲陆运坤是一名物理教师,生长于邻县罗甸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特别喜欢上学”,“成绩第二名就算失败”,当时清华中学是贵阳最好的中学,父亲自己联系了“清华中学”校长争取机会;从此开始步行求学,从罗甸到贵阳,每回扛一袋米,要走一星期的路;后来考取贵州师范大学,参加了学校的军乐团,也就有了影片《四个春天》中所展示的吹拉弹唱二十来种乐器。退休之后,陆爸学会了打字、剪辑影片,“他就是不服输,特别好学。”

2013 年到 2016 年四个春节的时间,陆庆屹积累了将近 250 小时素材。剪辑过程中,他剔除了原本构想的要一并呈现的独山人文、自然风貌部分,从而将影片聚焦在自己最为熟悉的父母二人的生活。20 个月后,最终剪成了 2 个小时左右的首次放映版本。

影片第一次放映在尤伦斯艺术中心放映厅,当天是 2017 年 12 月 30 日,陆庆屹将父母接到现场。在《一席》演讲中,他回忆了妈妈直到临行前都难以相信的情景:“是那种大银幕吗?”陆庆屹觉得尤伦斯的放映像是一场梦,观众鼓掌邀请陆爸陆妈上台,妈妈笑着说:“早知道你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爸爸摘下帽子向观众鞠躬,拿着话筒顿了一下,颤声道:“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

从左至右:哥哥陆庆松、陆庆屹、姐姐陆庆伟

陆庆屹出生于 1973 年的贵州独山县麻尾镇。麻尾坐落在狭长山谷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区,峰林耸立。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工作调回县城,举家搬到独山县。

从小父母对陆庆屹的管教十分严厉。哥哥陆庆松在 10 岁时就以“天才学生”的身份被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招走,同年姐姐又上了大学,陆庆屹成为家中仅留的小儿子。不过,陆庆屹倒并不存在学习方面的压力,“学习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说。

最大的问题在于打架、生事。陆庆屹曾在日记中回忆道,自己个子不高,在学校总是被欺负的“受气包”,稍稍年长后,终于“破茧成蝶”为“小霸王”,四处惹是生非、打架上瘾,对自己的行为越来越不自控,唯有在父母面前战战兢兢。

“叛逆”在 15 岁的时候最终达到顶点,因为和学校的一场严重冲突,陆庆屹离家出走,去了沈阳投奔了姐姐。姐姐婚礼结束后,陆庆屹跟着在当时在清华教音乐的哥哥,来到北京。哥哥帮找了北京的高中,但依然还是打架、逃课,在城里闲逛,在圆明园的野湖边睡觉,换了两所学校,也没能毕业。家人对他的要求降到“不要犯罪,不要死”。

在清华时,陆庆屹跟着哥哥的朋友学油画。画画期间,陆庆屹足球踢得不错,半年就成为了清华绿茵场的风云人物,并随辽宁省队训练。很长一段时间,他梦想着自己能够踢进国家队。陆庆屹说,这是自己“15 岁以来唯一的梦想”,但最终因为一次意外左脚受伤而中止。

1997 年,陆庆屹终于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人大附近一家出版社做“爆款书”编辑。每天负责采集资料、约稿,选题涉及本·拉登、女大学生日记、诸葛亮等等,卖得非常好。尽管承认“都是骗钱的”,且“并不是自己的东西”,但陆庆屹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他“找了两年才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社里规定 9 点半上班,但他7 点钟就开始了工作,下午抽时间去踢球,洗完澡后又回来加班,工资很快从 800 涨到 3000。

两年后,陆庆屹跑到贵州罗甸的矿山里,体验纯粹的体力劳动。半年后再次回到北京,自学了网页设计、接活儿、进广告公司,2005 年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2008 年,买了第一台单反,开始玩摄影,到后来也接客户订单。

有些很小的因素就会导致他的职业变动。比如从出版社辞职是因为老板的一句话。某天下午,陆庆屹像往常一样“请假”,理由是“要搬家”,老板知道他的包里正揣着足球鞋,但每次还是会准许。“但那天,他可能脑子抽了,非要和我来一句,‘你这个月搬几次家了?你要今天去了就别来上班了’。他如果直接跟我说不准假,我不去也就算了。但说了这么一句,那好,我就不来了呗。我做决定非常简单,基本上两秒钟就决定。”

做摄影师也是因为,“有一回拿朋友的卡片机玩得高兴,没过几天被拿回去了,一下子很失落”,他跑到中关村,被连蒙带骗着就买了第一台单反。拍遍家里零碎、植物园、胡同,但兴冲冲拍了一阵后,陆庆屹觉得没意思了,“拍来拍去都一个味儿”。于是上网,看别人的好照片,开始钻研构图,又听朋友的建议买书来看。

在陆庆屹看来,职业没有高下之分,“不要把社会身份当回事,认真地生活就行”,他告诉好奇心日报:“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玩的。”

2014 年的时候,陆庆屹在京郊的村子里租了一个小院子,至今和哥哥一起住,一年租金一万五。房租之外,陆庆屹每个月生活费在 600 到 1000 元之间。陆庆屹说自己是一个“没什么需求”的人:“我对舒适生活没有特别大兴趣,所谓舒适更多来自我自己的感受。”

陆庆屹的下一部影片将是剧情片,片名暂定《少年》,他将兼任导演、编剧,故事以自己的少年时期的独山经历为原型。“我对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感到好奇,枪战片、艺术片、‘感人至深的片子’,有生之年每一种都想尝试一下。”


题图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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