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2年前,电影《我的诗篇》上映,排片率0.1%_文化_好奇心日报

蔡一能2019-01-13 0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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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13 日,这一年的第 13 天。

2017 年的今天,一部名为《我的诗篇》的纪录片在大陆公映。此时,距离媒体注意到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 2 年多。

《我的诗篇》是一部关于诗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工人的电影。2012 年起,诗评人秦晓宇发现了“打工诗人”这个特殊群体。2014 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读书》杂志上读到秦晓宇的文章,提议编一部工人诗歌总集,这个想法后来演变为更具“视觉震撼力”的纪录片:让工人读自己的诗。

最终,镜头聚焦到六个人身上,分别是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地下 800 米深处的矿工,还有一位自杀身亡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他们的生活场景和“读诗”被重叠在一起。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来自制衣女工邬霞,她为吊带裙写了一首诗,描述了它如何从自己手中,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 / 某个时尚的店面 / 等待唯一的你 / 陌生的姑娘我爱你”。镜头前的邬霞穿着从深圳地摊上买来的吊带裙。

为了把这部纪录片做出来——并且卖出去,片方采用了“互联网思维”。他们在北京皮村举行了一场“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全程视频直播;做了三次众筹,最终得到一家贵金属交易公司的注资,解决了资金问题;联合几十家媒体、艺术机构,发起网络读诗行动。

2015 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片中的几名诗人登上了《新闻联播》。同年上海电影节,《我的诗篇》夺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三场放映会全部售罄。

《我的诗篇》及其引出的“工人诗歌”概念,成了 2015 年的一个文化现象。它为“工人阶级”带来了能见度,也为诗歌这种据称不符合资本时代“时间感”的文体带来了能见度。批评者则认为,影片止于情怀,未能剖析工人的现实处境;片方“互联网思维”的宣传,更让人看到了“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震惊于资本的吸纳能力为何如此强大,连工人诗歌这样异质性的反抗形式也能够被重新包装贩售,瞬间变成温情脉脉的面纱,以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与潜在的劳资斗争。”

且慢。即使在商业层面,《我的诗篇》也远远谈不上成功。当它 2 年前正式进入院线,全国排片率仅为 0.1%。

在上海电影节上的观影青年、影评人口中的“工友”和普通观众之前,错位依然根深蒂固。

再往后 3 个月,就是范雨素的故事了。

(参考资料:高远、余梦妮:工人诗歌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众筹启动;潇潇墨鱼:《我的诗篇》:用互联网思维突破发行困境;周哲: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工人的歌与血;吴晓波:生于1984年的工人女诗人邬霞,和她的吊带裙;郦菁:情怀和感动之后,工人诗歌如何挑战资本的逻辑曹华飞:《我的诗篇》何以应者寥寥

电影《我的诗篇》截图,诗歌来自许立志。

此外还有:

第一次公共电台广播

“1910 年 1 月 13 日,人们从广播里听到了纽约市大都会歌剧公司演出的歌剧。Eurico Caruso 和 Emmy Destinn 唱响了《乡村骑士》和《丑角》中的咏叹调,他们的声音被侦听器直接从舞台上捕获、放大,乘无线电波越过汹涌的海绵,到达大陆另一侧或是在海洋漂流的船只,越过绵亘整个国家的波峰波谷。”

这是《纽约时报》1910 年 1 月 14 日的记述。1910 年的今天,美国发明家李·德富雷斯特(Lee de Forest)完成了世界首次公共广播。在全美不同地点,公众和媒体记者借助耳机听到了从纽约的歌剧舞台上传来的歌声。这次试验其实相当失败,由于麦克风的质量问题,台上的大部分歌声都没能被录进广播,德富雷斯特更多是在推销他的理念。13 年后,广播系统才正式建立起来。

蒋经国去世

1988 年的今天,蒋经国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 77 岁。他对当代台湾的影响力甚至要高于他的父亲蒋介石。

和他的父亲不同,蒋经国的主要政治作为是在败退台湾之后。在那之前,他都活在父亲严厉的注视之下,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方孟敖的评论来说:“他只是一个孝子。”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开始执政,他推动的“十大建设”让台湾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成为“东亚四小龙”之一。同样为人称道的是他在 1980 年代决定开放报禁、党禁,使台湾逐渐走出了威权社会。

另一方面,也有批评者认为蒋经国需要为威权统治负责。他主持的情报工作无疑牵涉国民党迁台后的白色恐怖。1980 年代的江南案、林宅血案等著名悬案也被认为与他间接相关。

蒋经国去世后,大陆发表谈话对其表示哀悼,称蒋经国“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他的遗体一直没能正式下葬。1996 年,蒋纬国提出移灵大陆,这一提议不了了之。专门为蒋家修建的五指山陵寝至今空置。

古典乐真的有效吗?

1999 年的今天,美国佐治亚州州长米勒(Zell Miller)向州议会提交了下一财年的 125 亿美元预算案。学校、交通、医疗……议员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常规条目。但接下来一项不同寻常。

米勒拿出了一台收音机,按下了“播放”键,开始播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著名选段“欢乐颂”。借此,他向议会申请 10 万 5000 美元的财政拨款,为每个出生在佐治亚的儿童提供古典音乐 CD。

“你们这会儿不觉得自己聪明了一点吗?”米勒问道,“聪明的话,就会投票通过这项预算,我希望。”

米勒的灵感可能来自 1997 年的一本书:《莫扎特效应:用音乐的力量治愈身体,强化思维,解放创造力》(The Mozart Effect: Tapping the Power of Music to Heal the Body, Strengthen the Mind, and Unlock the Creative Spirit)。根据一种流行观点,古典音乐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一些科学实验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也有许多研究者对“莫扎特效应”的真实性深表怀疑。2010 年的一篇文章指出,“莫扎特效应”的流行部分得归咎于媒体对研究结果的曲解。现实中,“莫扎特效应”更像是一些出版商的噱头,甚至有投机者将公版音乐打包出售,借“莫扎特”“幼教”等字眼炒作其益智功能。

不管怎么说,米勒的想法最终实现了——并且没有花费纳税人的钱。当年 7 月,这项免费古典音乐唱片计划开始在该州推行,由索尼音乐全额赞助。唱片的标题叫:《用音乐的力量,打造宝贝的大脑》。

(参考资料:History.com Editors: Georgia Governor Zell Miller proposes writing “The Mozart effect” into law)


题图为电影《我的诗篇》剧照,文中图片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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