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本年度非虚构,当事实改变之后,我们该如何思考? |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②_文化_好奇心日报

好奇心日报2019-01-11 07:27:20

在非虚构著作中,包含了人文、科学和经济领域内的多个专题。公布这个书单之后,我们将陆续以专题的形式刊发文章介绍。

一年已经过去,又到了我们推荐这一年好书的时候。

2018 年初,托尼·朱特《事实改变之后》中文版出版,经过一年,重看读书笔记,因应“事实改变之后”这一书名,不免更生对思想者的怀念之心。睿智的思考成为稀缺品,归因于浮躁风气和社会碎片化与粗鄙化可能是不妥当的,事实上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声音如何变得如此微弱——他们退出公共领域的担忧已经很久,现在正在大规模变成现实。新的疑问是,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永久?

这一年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这些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因为,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两年以后,越来越多地从多个角度直接或间接思考“美国如何选择了这个总统”的著作问世,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全球政治角度、《美国增长的起落》从一个多世纪以来产业发展角度、《反智时代》的社会大众心态角度……可以从多个侧面解答这些问题。

从中国遇到的问题的广泛性来说,中国思想者近乎是缺席的。或者换个更稳妥的说法,至少是不足的。

好在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贫穷、发展和平等的问题,我们可以多看看印度;人口老龄化和制造业转移之后问题,可以稍微超前一点看看日本;阶层流动和城市更新(士绅化)这些棘手问题可以借鉴美国……

因此,我们推荐了这些书。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改变了延续三年的人文、商业、科学、生活美学和虚构这个分类,今年它分为虚构部分和非虚构部分。

在非虚构著作中,包含了人文、科学和经济领域内的多个专题。公布这个书单之后,我们将陆续以专题的形式刊发文章介绍。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这些书,我们的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同时,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以下是《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非虚构作品书单,共 33 本,由《好奇心日报》和特约作者选出。

《事实改变之后》

“我们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稳定、确定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也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我们的集体目标、我们的环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去假定我们的世界中令人宽慰的部分一定会在他们的世界延续。”

托尼·朱特在 2009 年最后一次演讲中说。

他喜欢引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我们终有一死”,在他去世之后短短几年时间,一切都应验。但我们很难再有这么睿智的声音。

这本书是他的妻子珍妮弗·霍斯曼为他整理的在《纽约书评》等刊物上发表的文集,书名同样来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随之改变,您呢?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米兹拉希犹太人为什么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代表?它对美国锈带选举变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克林顿对民主党的改造为什么让“高盛党人”控制了美国经济?为什么当年抵抗希特勒的纳粹党(人人都知道要反对它)的能量在 1930 年代消耗殆尽?

欧洲是什么?全球化是什么?

思考是一件重要的事。

而恰好此时——在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放弃统一欧洲理想、民粹主义全球复兴、全球化变得面目模糊的时候,知识分子告诉我们历史脉络有迹可循。

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可能会让我们悲观,甚至感觉无力,但至少我们知道世界其来有自。

《美国增长的起落》

我们习惯的“增长”和“进步”只是一个“特殊世纪”里的一个标记。

这个特殊世纪大约开始于 1879 年,结束在 1970 年。

在之前的历史长河中增长和进步从未如此彰显过它们的力量,在之后,确切地说是 1970 年代之后是否持续还有待观察——罗伯特·戈登认为可以下个结论了:增长已经放缓。

在他的研究中,1970 年之后的进步已经逐渐转向人类活动的一个狭窄领域,这些活动与娱乐、通信、信息收集和处理有关。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事务,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等,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的角度看,都已经放缓。

过去 150 年间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但是,对未来美国经济进步的任何考虑都必须超越创新来考察阻力,这些阻力像狂风一样正在拖累经济进步的步伐。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即 1970 年之后最高收入阶层享有美国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不断扩大。

《铁道之旅》

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认为铁路可以视为一种包括了车轮、轨道和车厢的集成机器,这些集成机器,扩展成了一个统一的铁道系统,就像一部覆盖在大地上的巨型机器。

不仅于此。

他从旅行者——一种文艺的角度探讨了铁路对于时间、人与风景(空间)的改变,甚至连生产于某地的一种水果当它进入到铁道系统的时候,生产者与消费者所感受到的知觉和属性的不同。

这是工业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希弗尔布施在感慨空间与时间被改变的时候,似乎回到梭罗的当年之问:“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但我们要和得克萨斯的人说些什么呢?

这些有趣的问题当然可以提出来。虽然不必为希弗尔布施简化了风景而担忧,也不用担心梭罗到底要和得州人说些什么,世界发展早就证明了需求更多是被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背后的那些深邃的提问。

《反智时代》

在 2007 年苏珊·雅各比开始着手写“反智”的时候,她忽略了 Twitter 的存在——打死她也不相信,十年后的美国总统是要用 140 个字符来治理国家的。

同样,打死她也不相信的还有,在她青春期里代表着一波又一波人类战胜各种传染病、遗传疾病的疫苗如今成为质疑的对象,而且是以科学的名义。

苏珊·雅各比似乎一直处在满脸不解的状态当中,然后着手分析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智慧为什么在美国越来越稀缺,垃圾思想是如何占据了我们的大脑和公共话题空间……

这可能是一本被低估了的书,尤其是对于习惯了微博(字数)、知乎(似是而非的知识和洋洋得意的“谢邀体”)的我们。

《人类愚蠢辞典》

引用一个词条:

奇波拉愚蠢法则

第一,蠢人的数量永远比想像的要多;第二,一个人是否愚蠢与这个人其他任何特性无关;第三,愚蠢损人不利己,甚至同样害己;第四,蠢人潜在的危害性常常被低估;第五,在各种不同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险的一种。

第三法则事实上是对愚蠢的定义。

在另一个对“互联网”的定义中,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本书作者)还说: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消息中 90% 都是胡扯。从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站到 YouTube 之类的视频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分享自己不值一提的日常生活,而他的那帮朋友自然会慷慨点赞。

互联网还为新愚蠢物种大爆炸创造了条件。……他们的联合行动使人们的虚拟生活比现实生活更加愚蠢。

够了。

《地下城》

凯瑟琳·布不是印度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曾在其背景下生活一辈子。“在多年糟糕的健康状况后,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应付雨季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在我独自待在华盛顿特区家中的一个漫漫长夜,我下定决心尝试一下。当时我被一本大字典绊了一跤,倒在洒了一地的健怡苏打当中,肺部穿孔,断了三根肋骨,无法爬到电话边。在那几个钟头当中,我明白既然自己不适合与一本大字典和平共处,我倒不如尝试寻求另个领域的兴趣——这一领域超出我所谓的专长,失败概率或许很大,却很有可能有更具意义的互动。”

于是,有了这本《地下城》。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阿布杜每回去东日,仍在寻找他的师父。他想告诉师父,在他作为孩童的最后几年,他曾试图做个高尚的人,然而,现在他相当肯定自己已经是成年男人,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一个男人要是够明智的话,并不会在善与恶、真与假、正义与另一个东西之间,做清楚的区别。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不让我内心的冰融化,”他这么说,“可现在,我就像其他人一样,渐渐变成了脏水。我告诉真主安拉,我非常非常爱它。不过,我也告诉它,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资本之都》

每个人都会从这本写德里的书里读到一点什么。

印度的拆迁、印度的腐败、印度的民主、印度的房价、印度的暴富神话、印度的贫民窟……然后——我相信这本书的中国读者都是跻身于中产阶级或者未来几年将会跻身中产阶级之列——都会从中看到一点中国。

可能很多读者会以中产阶级的身份来咂咂舌,幸好我们不是印度(贫穷的那一个)。

其实,印度的中产阶级跟我们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想像自己是和数亿身处困境的农民、猎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神话中才有的生物分享着这个国家”。

印度与中国的相同与不同,下面三段话倒是准确:

“他们想要创造一座城市的时候,得请其他地方的人来让城市运作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劳动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让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城市的运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贫民窟里的人——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这些才是让任何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

“所以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从自己的村子搬来德里。在德里,他们发现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没地方住,所以他们开始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对政府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群体,所以政府决定把他们注册成德里的选民,并为他们提供水电和配给卡。后来他们的家人也搬来了,并一起在这里正常生活了 30 年。”

“人们不断来到德里,这里有很多工作机会。德里地铁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政府觉得这些人很脏,影响了市容。加上城市扩张后,他们住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城市边缘,政府想要从这块土地中获利,所以就对这些人说,住在这里是非法的,让他们走。”

《长乐路》

任何一本来自驻中国记者(俗称外电记者)写现实中国的引进版书都值得推荐。

现在越来越少了。本来就是稀缺的。

视角和立场不须探讨,至少在我们目力所及,他们都客观、友好、宽厚,而且小心翼翼,生怕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当然,政府和大人物除外。

这是记者的天性和职责。

《长乐路》的作者是史明智,主角长乐路是上海的一个街道,史明智写了街上几个人的故事,这里融合了一个大城市里所集结的所有对抗元素。

《当世界又老又穷》

世界为什么老了?

回答的不是很系统。泰德·菲什曼罗列了一些国家又老又穷的现状。

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洞见。

比如工业化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和现代国家的体制。

但是当制造业转移,中产阶级产生机制出现扭曲——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现代服务业,更严峻的问题,现代服务业能支撑像中国这么庞大体量的国家创造财富吗?在此之前,欧洲衰落、美国衰落都与制造业转移相关,这是原因还是结果?

再比如,教育推迟了大多数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一个人有效劳动时间只有 30 年左右——创造财富的时间显然缩短了,这是穷的原因吗?

《低欲望社会》

日本人写书像 PPT,连大前研一也不例外。

每一条数据都很整齐,认真地给你讲一些道理。

看日本,很自然会想了解下中国的未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从社会人口构成、心态、社会消费和文化、贸易、也包括与美国关系,日本会给中国很多启发。

或许。

但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规模,接下来怎么走未必会有太多借鉴。比如说了有十几年的加强内需、减少外贸依赖——这个让日本在汇率上丧失竞争力的关键,于中国的影响在变小。而日本藏富于民与中国未富先老,又有时机上的差异。至于国民素质和执政素质,就是另外的更大问题了。

《扫地出门》

马修·德斯蒙德为什么可以长驱直入?

他问自己。

“怎么会有人在一个拿着记事本和原子笔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丑事,至今仍是个谜;怎么会有人自己敞开大门放人进去,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或许,那些身处流浪边缘的房客除了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像是有电话可打或有车可用,还有一种无形的、心理上的需求。而另外还一个原因,那就是底层的人常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再多讲点也不会怎样。”

“马修在这儿会让你紧张吗?”

“我早就没什么秘密了。”

“我也没有,你懂的。什么尊严,啥都没了还管什么尊严。”

马修·德斯蒙德说这项研究让他心碎。

这是一次田野调查的记录,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可归者的生活。

《伟大的美国城市》

我们最熟悉的概念,工业化与全球化,比我们想的还要影响深远。

罗伯特·桑普森说,“整个社会学科,事实上是建立于 19 世纪后期变革的基础之上的”,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变革消解了“礼俗社会”(社区)的社会结构。

他的社会学研究与之相关,“我的策略是考察居所流动、组织关系和精英社交网络如何有差异性地将邻里与支撑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跨领域机构和资源连接起来。”

这是一本有点理论门槛的书。好在他的研究对象是芝加哥,那里不缺故事。

《恋地情结》

“Topophilia 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美感可以从一幅美景中获得的短暂快乐,也可以是从稍纵即逝但豁然显现的美之中获得的强烈愉悦。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

“其实,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

段义孚把这些东西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了一次有趣的精神探索。简单点说,欧洲 17 世纪出现的科学模型如何代替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从而反映人类思想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环境态度的影响。

城市、郊区、乡村和荒野这些环境经验都意味着什么,对价值观形成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是一本有趣的书。

《新城市前沿》

当城市以消费来决定,而不是以居住于其中的生产者为核心定义时,一切都变了。我们理解的工业化发展出来的城市,再也不与产业工人相关了。

可能也相关,他们只是传说中的低收入人群。

所以,士绅化是去蓝领的——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是消费而不是生产的价值引导着中心城区土地使用方案的决策”。

所以,我们特别熟悉的类似于“打造宜居城市”这样的口号,这是说给中产阶级的,是中产阶级的宜居。

这是一本系统讲述士绅化的书。士绅化及士绅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重建改造,是晚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系统事件。就像资本主义努力用时间消灭空间一样,士绅化也越来越努力地制造出差异化的空间以作为自身生存的手段。

《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会有不同凡响的洞见?哪怕他没有社会学的训练,似乎也不大懂城市景观学,但他总是恰到好处地把最有趣的一些观察呈现出来。

我猜测主要在于感受力足够敏锐,并且,显然,卡尔维诺还是比社会学家的文笔要好。

他对比了意大利与纽约的丑房子——

爱一座城市就不得不相应地承受一些折磨。你要看着这座城市发生改变,熟悉的街景消失,古旧的氛围被破坏,而新的面貌却越来越丑陋,不可与往昔同日而语。……但是纽约的改变与意大利又有些不同。因为在意大利一幢难看的建筑建造起来,你知道自己可能不得不终身面对它,甚至你的儿孙辈也要面对它。但在纽约不一样,这里的房子寿命最多也就三十年,有些大概七八年后就被拆除了。城市风景不断变化,你会觉得自己几乎很难跟上它的节奏,只能惶惑地面对着那些拆拆停停的临时标志、围栏和脚手架。也偶有一些建筑能逃过这样的厄运,矗立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便无可避免地带上旧时光的哀婉气质。当这些建筑也面临拆除的威胁时,往往会激起人们爱国主义式的抵制和保护。

卡尔维诺总结说:“不过好在美丽如果是短暂的,丑陋也会是短暂的。一座丑房子不会存活太久,想到这个安慰,又感觉生活有些希望了。”

这应了这本书的书名,乐观主义者果然比我们总是痛心疾首、痛不欲生要达观得多,虽然也于事无补。

《文凭社会》

兰德尔·柯林斯教授观点犀利,洞见和争议兼具。他认为,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而是社会流动的障碍。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和其他通货一样,文凭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问题。学位不断贬值,人们为了抢夺工作职位,不得不接受更多教育。至于如何解决,他提出,立法废除全部证书。

他说的是美国。显然,这本书也可帮助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教育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能?教育扩张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一本政治精英视角下的奥斯曼帝国通史。

奥斯曼帝国历经六个世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有着近 40 位君主,它足够复杂。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福提醒我们注意它的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度;在根本上,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土耳其民族认同和穆斯林体系之上,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

苏莱曼一世让奥斯曼帝国在 16 世纪达到顶峰,随后是三个半世纪的衰落。衰落的帝国需要改革。 19 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时代,帝国的君主希望这个有着 500 岁高龄的中世纪社会演变成一个构建在西方宪政原则上的现代国度。 19 世纪 70 年代,改革事业达到巅峰,出现了议会宪政。改革总是难的,专制对统治者总是有莫大吸引力,议会宪政时期很快就结束了。

不过,新思想的传播影响了年轻人,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推翻了专制统治。但青年土耳其党人随后变成一个更为专制的政府。同时,命途多舛、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又遇到了民族主义理念和运动在全世界的兴起。对这样一个由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来说,可谓敲响了丧钟。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如果不理解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也无法理解现代中东的诞生和如今的冲突根源。关于这段历史,普通读者可能最熟悉的是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和记者斯科特·安德森所写的畅销书《阿拉伯的劳伦斯》。另外,中文翻译作品还有《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和《瓜分沙洲》等。

有意思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终结》的作者对两部《阿拉伯的劳伦斯》都看不上,认为分裂奥斯曼帝国的原因绝非《赛克斯—皮科协定》那么肤浅。电影“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书是“惊人歪曲的新研究”。但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照起来读,至少能帮助我们对奥斯曼帝国和现代中东的思考。

《美国秩序的根基》

1970 年代,《美国秩序的根基》出版时,美国正处于危机。“美国秩序”的复兴是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的希望。转眼到了 21 世纪,美国似乎又处于危机之中。政客只是喊了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但或许更应该思考的是,让美国曾经伟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能成为一个自由而繁荣的国度?

柯克觉得,根本原因是基于基督教信念的有秩序的自由。进一步说,本书译者张大军将柯克认为的美国成功之道具体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做一个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使命是什么?而真正的俄罗斯又在哪里?欧洲还是亚洲?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在俄罗斯文化的黄金年代里,这些‘受诅咒的问题’在每一个严肃知识分子的脑海中阴魂不散。它们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隐藏在艺术表面之下的问题。”

奥兰多·费吉斯不但能写,故事也讲得好。除开这本《娜塔莎之舞》,《耳语者》《克里米亚战争》等都是他的作品,也都是厚厚一大本,但看起来一点都不枯燥。费吉斯说,如果我们观察足够仔细,或许可以窥见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当然,他是一个很好的带领者。

《往事与随想》

按照惯例,年度图书我们一般不会选择再版书。但是,我们觉得俄国思想家赫尔岑(1812—1870)三卷本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确实重要,所以应该推荐。

以赛亚·柏林是这样夸他的:“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

《平常的恶》

人有许多恶,比如残忍、虚伪、势利、背信弃义……不过,朱迪丝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歌颂或根除人之恶,而是讨论种种恶的危害与价值,探究在思考这些恶时所面临的困难。

那这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自由主义者不追求恶与美德的一致性,每个人都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但这也意味着非同寻常的伦理困难。

“我们的生活必然伴随着矛盾、无法解决的冲突以及既不相互对立也非和谐一致的公共与私人律令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想要对自认为已经知道的东西有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些平常的恶至少可以揭示出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

毕竟,“从没有人向我们许诺一种无需付出努力的道德生活”。它难,但值得我们追求。

《剑桥阿伦特指南》

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比较难懂,有一本指南可能会对阅读有帮助。即使你认为你读懂了,那一本不错的二手文献也是很好的补充读物。

《剑桥阿伦特指南》收集了全球 15 位学者从政治、历史与哲学等层面探讨阿伦特思想中主要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角度各异,不仅有褒奖,也有尖锐批判。

“她是一个思想家,但是一个坚定地站在政治生活一边的思想家,这种政治生活的内涵是为公共精神所激发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生活,是‘照料世界’,是独立判断。多少人在反抗极权主义的兴起中失败,多少人在追求智慧的哲学之路中置政治生活与人类的多样性于不顾,阿伦特念兹在兹;也正因如此,她倾其毕生的天才与智慧,向我们揭示了那种致力于积极保存世界性自由的生活之不容置疑的意义。”本书编者达纳·维拉教授写道。

《基因传》

很可惜,悉达多·穆克吉没有对贺建奎于 2018 年底公布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做出什么回应——媒体向他提问,但迄今没有回复。这个事件是穆氏所写《基因传》最后一章的意外后续,同时也是对这本书托盘而出诸多问题的粗暴回答。关于基因编辑的方式以及伦理,关于基因这个存在的发现、确认和辩论,《基因传》和穆氏的前作《众病之王》一样,从文化和科学双向切入,在人性和社会视角之上娓娓道来。“何以为人”是个博大的命题,而这本书给出的知识框架尤为完整。

《法式诱惑》

“法式”是一个Meme。流行文化执着于翻译法国风情密码,从穿着建议到浓汤菜谱,著述可谓连篇累牍。这本书的好处在于,记者 Elaine Sciolino 在被法国总统行了一个吻手礼之后,打算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入手:诱惑。虽着眼于无形,探讨的问题和对象却异常扎实:诱惑之于法国人意味着什么,它和他国文化语境相比差异何在,在无数人探讨过的美食、服饰、香水、谈话、调情、购物、人际关系等等领域,诱惑如何体现,又要如何实施?“诱惑是一场战争”,书中的一句话写道,它关乎有所为有所不为,关乎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关乎对于过程的耐心……就像这本书一样,如不抽丝剥茧,无以探究乐趣所在。

《第三帝国的游客:法西斯的崛起:1919-1945》(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of Fascism: 1919–1945)

1930 年代是纳粹从崛起到鼎盛的辉煌时期,也是外国游客,尤其是英美游客云集德国的时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纳粹德国正在发生的不详发展——压制公民和新闻自由、反犹主义暴行、一党专制、极权独裁、集中营、军事扩张——视而不见。这并不全是由于他们主观上的冷漠和自欺,或者故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因为纳粹统治下的旅游文化呈现出一种“正常”和“党化”同时并存,相安共处的景象。

人们常说旅游是一种“眼见为实”的体验,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旅游让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反而比看的到的东西更多,而看不到的部分却更为本质?这正是我们在阅读《第三帝国的游客》需要思考的问题。(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注:此推荐语摘自徐贲教授为我们写的文章,之后会发布全文。

《间谍与叛徒》(The Spy and the Traitor)

伟大的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称这本书是他读过最好的真实间谍故事。事实上,这本传记也像勒卡雷的小说一样精彩。

传记的主角是双面间谍 Oleg Gordievsky 。 1963 年, 25 岁的 Oleg Gordievsky 加入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后来成为苏联在伦敦的高层人物。但是,从 1973 年开始,他就秘密地为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工作,改变了冷战的历史。

1985 年,苏联希望召回 Oleg Gordievsky ,他的身份也即将暴露,英国政府展开了对他的营救。后来,他生活在英国,还写了很多关于克格勃的书。现在已经 81 岁了。

《创意选择》(Creative Selection)

任何公司都想来一次 iPhone 前十年的成功,包括今天的苹果。

关于苹果为何成功的解释不少,但大多都在说一个人,甚至简化为一个人有品味。

设计师、程序员肯·科钦达(Ken Kocienda)有不一样的角度,他参与了 Safari 浏览器、初代 iPhone 和 iPad 研发,他是你今天习惯在一小块玻璃上打字的直接原因。

更好的是,科钦达不在管理层,在苹果十几年一共也就和乔布斯说了不到十次话——只有当面给他做演示才能说上几句。所以《创意选择》不是一本还原乔布斯如何行事的书,它关于苹果最迷人的那些年,从一个执行者的角度,看目标如何下达又如何实现,一个点子如何成为产品。

这本书再次叙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看上去简单而理所当然的好设计,背后都是思考与尝试的重复。但它不是副标题“走进乔布斯黄金时代的苹果设计过程”所暗示的成功指南。照搬书里总结的流程,不会比企业家照搬乔布斯的脾气带来更好的结果。

《删除社交网络账号的 10 个理由》(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Right Now)

一部手机随时上网,免费的互联网服务连接全世界所有人和信息。这是过去十年是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也被认为是人类过去十年最伟大的技术进步。

但十年间,兰尼尔一直在怀疑我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这已是他为此写的第四本书。

不是说偏见与假新闻的传播、或者信息碎片化。他更担心人们太习惯于跟着大互联网公司编写的规则与算法行事,看算法让你看的东西、发算法鼓励你发的言语,逐渐失掉自己的独立思维、失掉自己灵魂的“神秘火花”,被改造成庞大机器的一个零件。

像他之前的几本书一样,《删除社交网络账号的 10 个理由》更像是一本宣言。当中的号召不会改变什么,“删掉所有社交媒体账号,或者,至少先停用 6 个月”。但没有解决办法不代表我们不应该重新审视,我们为现在的一切便利究竟付出着怎样的代价。

《坏血》(Bad Blood)

一个名校辍学生创办公司,做出革命性产品,改变了行业规则并最终改变了世界。这个适用于乔布斯、盖茨、扎克伯格的描述一度看上去可以套在 Theranos 创始人伊丽莎白·福尔摩斯(Elizabeth Holmes)身上。

她宣称自己发明的随身机器可以在家挤两滴血,得到在医院里抽上几管、等上几小时同等病症检测效果。前美国国务卿是她的董事、沃尔顿家族和默多克是她的投资人、美国第二大连锁药房 Walgreen 要帮她建 40 个血检中心。直到《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卡瑞尤(John Carreyrou)2015 年调查发现,Theranos 根本达不到宣称效果,是用其它公司的机器做分析,假装是自己的检测结果。不止是产品效果造假,营收前景也是编的。90 亿估值几个月后被清零。

卡瑞尤在原先系列报道后做了更多采访,写出《坏血》,还原了一个连穿衣、开车都要效仿乔布斯的科技创业者,是如何在自己画的饼无法兑现后,一步一步骗到超过 7 亿美元、90 亿估值。

今天,硅谷和中国都已经习惯性怀疑科技公司和创始人们的故事有几分可以信,而 Theranos 差不多是戳破泡沫的开始。

《如何改变你的思维》(How to Change Your Mind)

“如果我来写这个话题,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人之前写的东西很严肃,这是不是一个被忽略的话题,而不是轻易因为‘嗑药’而忽略它。”迈克尔·伯伦在一期播客访谈里说这是自己写 LSD 的原因。

这不是什么自大的话。你看《纽约时报》2018 年的年度十大好书就把《如何改变你的思维》列了进去。他的书很难不被关注,这位 UC 伯克利教新闻学教授以四本关于食物的书为人所知,那句“只吃食物,别吃太多,以植物为主”带动过去十年美国中产对食物与营养的重新认知。

伯伦年轻的时候没赶上 LSD,因为这本书才第一次尝试。他从 LSD 的历史——瑞士化学家的精神药物试验、1960 年代影响嬉皮士运动,写到人脑如何运作(或者说我们对人脑如何运作的无知),到“幻游”向导和帮助绝症患者接受死亡的实验、新进重启的致幻剂研究以及政府政策。方方面面都写到了。书挺长,但伯伦总能保持节奏,像之前几本书一样让你一直往下翻。

LSD 在大多数地区依然违禁,同时关于致幻的研究已经重新启动,而就像伯伦说的。我们距离理解人脑意识如何被改变还非常遥远,“哪怕这改变只是换掉一个分子,或者做一场冥想”。

《明治维新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明治維新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世界史から考える)

这是一本对谈集,一位是当代日本著名历史作家半藤一利,另一位是现任立命馆亚太大学校长出口治明。半藤写过很多关于现代日本史的优秀作品,对明治维新政府主导者的历史观持批判态度,认为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那样的政治家为日后的日本埋下了祸根,而出口具有很丰富的国际经验,精通经济。这两位都思路开阔,观点锐利,阅读对谈对重新理解明治维新很有帮助。(王前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


题图来自:Photo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长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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