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布莱希特等如何书写中国,我们又该怎样理解虚构中的现实?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9-01-10 19:04:31

我们惟愿未来对中国的虚构文学,以及关于中国的虚构文学的研究,能以魏简理据充足的讨论作为起点。——苏源熙(Haun Saussy),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作者简介:

魏简(Sebastian Veg):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2000 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 2004 年获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与政治论争等。亦是鲁迅小说的法语译者。

译者简介:

杨彩杰:巴黎索邦学院法国文学及比较文学博士生

杜卿:巴黎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包世一: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系博士、教学助理

书籍摘录:

引言(节选)

一、文学与政治

在每一个世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似乎都会被重新提起(但不必然以新的方式被提起),从而为大学研究者或评论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和思考源泉。他们往往急于展示自己终于摆脱了前人所遇到的难题和所作的妥协,因此,我们今天或多或少地目睹了,自欧洲共产主义衰落后,新一波对文学和伦理、政治之关系的兴趣。在此不久之前,文学和伦理、政治之关系只考虑到“文艺的介入性”(l'engagement)这个面向;但在此之后,这个“文艺的介入性”面向就被降到历史古董的状态。然而,如果现行的研究仍敢于在这领域“画蛇添足”的话,那么这一“足”所做的便是完全略去此面向,并竭力把自己与现时的两种主流理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结构主义—的范式区分出来。“文化研究”的范式倾向把虚构(la fiction)化约成众多社会话语里的其中一个;而在结构主义的派系中,虚构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再度建立在“审美自主”(l'autonomie de l'esthétique)这个概念上。

在此,文学和权力的关系将以更广阔,同时更明确的方式展开。更广阔,是因为通过把探问延展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国家和欧洲某些或然地存在的特征将会变得相对;更明确,是因为把研究缩小至虚构文学(la littérature de fiction)这个层面上。而虚构文学在其与权力的关系中,展现出鲜明的特征。潜藏背后的假设是,出于虚构和权力两者都实用地采用语言之故,它们之间是一种历史的亲属关系,甚至是一个互相交缠的谱系。事实上,虚构只能在它引起了读者的信任这个条件下才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传统权力部分地倚赖“主导虚构”(master fictions)这个概念,就如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主导虚构”把一种叙述或再现形式,置于政治秩序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处,促使各个主体对这个权力的信任。在历史层面,传统的虚构以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如国家理性,或含教化作用的道德主义的面貌出现,时常显示出传统的虚构和权力之间一种谱系式的亲属关系。

相反,某些作家在现代曾透过虚构产生信任感这个特殊本质,引起对意识形态或道德规范的质疑,从而致力打破虚构和权力的交错关系。应否把之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呢,虽然某些单独的作品自古代伊始便带有这种特征?事实上,其背后的假设提出了虚构的人类学状态的问题:是否因为虚构必须产生信任感,从而获得虚构的效果,所以虚构才与政治秩序的中心谱系化地联系在一起呢?这种情况下,不少现代小说(也有一些前现代小说)正与虚构这个文类的原始状态恰恰相反。或者,虚构作为一个文类,它是否透过一个在历史长河里总体来说从未改变的双重约束(double-bind)来作界定呢?这个双重约束因着虚构的信任感(la croyance fictionnelle) 本身带有的双重性,既把虚构与权力连在一起,又把

虚构与对权力的反抗连在一起。事实上,这个双重性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即使读者自愿终止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并被邀请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仍然彰显出鲜明的虚构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虚构性,文学才可以打开质疑世界的可能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此书把虚构视为一个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类学的现实,同时分析它在一个确切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状态和功能。此书希望,调解两种进路的尝试──虚构的人类学背景这种进路,和把虚构视为语言交际性行为多于视为简单的现实反映,并对之进行社会历史学分析这种进路─ ─可以转移文学和权力的讨论,同时釐清人文学科内部关于文学研究的状态之论争。

二、民主的祛魅

因此,权力和虚构的关系这个问题,将由一些探讨权力的虚构作品开始,在这里就是由一些正值晚清终结和共和国开端,即二十世纪初期关于中国权力架构的虚构作品开始。较之一个寻找文化特征的既定成见,这个选择首先展现出一个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布局,其目的是为了理解一个普遍的问题:传统权力面对众多现代民主政治形式出现时,两者之间的角力是如何的呢?这是一场常常过快地用“西化”一词概括了的演变。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和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于中国出现了对传统政治形式的深刻怀疑,同时也出现了对现代制度的批评反思──于两种情况里,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政治形式,反思的对象既是中国也是西方。这场历史演变引起了中国和欧洲作家的注意,它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反思民主诉求与文学、美学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时刻。

因此,我们在那些涉及两种类型的思考──中国现代政治形式的出现和文学在这种现代性里的位置──的作品中,选择了五部作品。两部今天已成为中国经典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1921)和老舍的《茶馆》(1957)。对应这两部作品,我们采用了三部欧洲的作品: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勒内‧莱斯》(谢阁兰于1916年完成,但此书在其死后,于1922年才出版),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著名短篇小说集《中国长城》 ,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1943)。虽然其他选择标准毫无疑问也是可行的,但我们把研究文本局限于这些中国语境的作品,则是考虑到极少欧洲文本处理欧洲的政治转变 ,中国因而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上演现代性政治剧变的最佳场所。因着中华帝国传统的悠久和特色,它和俄罗斯一样,是一个创造新的政治形式的实验室,甚至比俄罗斯更甚。在这个实验室里,无论在欧洲作家还是在五四运动的作家看来,新的政治形式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旧权力的再现或形象上 ;在陈旧过时的、全体性的、宗教性的、官僚的和地方施行于个体身上的权力政体形象上。

较之相互的影响 ,一个由共同的批评资源组成的背景才是这本书的研究对象。这个批评资源来自知识危机三部曲,由对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作品之接受表现出来。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作家所要求的改变于中国传统里也找到呼应,但是外国理论的翻译和改编,以及借鉴欧洲经验而得来的知识,仍然为这些横跨整个中国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楔机。 故此,必须和那些受了这三个现代性的批判理论 所影响的欧洲文本作比较,反之亦然,因为为了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欧洲“异域情调”的幻想,这几部作品必须面对中国的历史。最后,除了局部的比较之外,这五个文本集合一起,既对新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做出普世的探询,又记下了中国在“帝国终结”和“民主化”历史潮流中的情况。

“现代”政治形式的植根这个问题,贯穿了整整一代的作家(在中国,同时也在欧洲)。现代政治形式关心“状态的平等”(l’égalité des conditions),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是首先透过“状态的平等”去定义民主意涵的人。适时“帝国终结”──中国在 1911 年,俄罗斯在 1917 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在 1918 年,奥托曼王朝在 1922 年──中国的土壤是首个思考的契机,用以更普遍地思考现代国家植根的可能性,换言之,受欧洲民主政体模式所启发的现代国家,是否能在它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情境里植根呢?在这里,我们打算用一个同样适用于德国魏玛的阐述方式,事实上,这种阐述方式被当时共和党的反对者们所采用。或者,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这个阐述方式同样适用于大革命之前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从这角度来看,这里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征。相反,这个反思对作家来说,意味着质问民主政体在欧洲的传统内部──这个民主政体建立的地方──的正当性。

在此课题上,这些文本聚集一起,为了制造一个关于祛魅的评定:传统权力的神圣光环之消失,並没有被个体的解放代替。相反,正如鲁迅、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所指,权力架构依照一种技术和经济专业知识的理性化,如卡夫卡小说中的“领导层”和鲁迅〈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权利那样,其实没有深刻地改变作为权力架构框架的权力等级制度。因此,中国权力的民主化历史,似乎是一个祛魅的历史。 它有一个双重觉悟:权力并没有一个不可触碰的、超验的合法性;然而权力本质的披露也没有给予个体,一个解放自己的政治方式。即便此书谈及的作品保持重建这场历史演变的意义的可能性,但这种民主化的观点,与光辉的历史宿命论的魅力(譬如于十九世纪欧洲作家,如雨果,的作品中)截然不同。


题图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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