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证警察屡屡撒谎,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司法公正?_文化_好奇心日报

Joseph Goldstein2018-03-25 07:40:18

长期以来,警察作证时撒谎的现象屡见不鲜。大量视频证据让公众有了检测警察可信度的机会。可是即便面对这些视频,警察依旧选择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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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0 日,尼克托·马丁内斯(Nector Martinez)警官站上了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法院的证人席。他对着《圣经》庄严宣誓,保证自己的证词真实可靠。

马丁内斯警官作证称,当时辖区内发生枪击案,他想要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栋公寓里搜找证据。一名提着洗衣袋的女性站在门口。他回忆说,这位女性将袋子放在“门口中央”,刚好堵住了他进门的道路。马丁内斯警官说道:“我拿起袋子将它挪到一边,这样我们就能进入房间。”

洗衣袋很沉。他说自己放下袋子时听到“沉闷的金属声,就是砰的一声”。

洗衣袋里有什么?

马丁内斯警官用脚碰了碰袋子,感觉里面装着硬邦邦的东西。于是他打开袋子,发现里面藏着一把 9mm 鲁格手枪。他随即将这名女性逮捕。

但是,走廊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真实的故事:马丁内斯警官和其他调查人员在门口询问女子,随后大步进入公寓。在此过程中,画面里并没有出现任何洗衣袋或者手枪。他们的确在公寓里找到一把枪,但这把枪与屋主金伯莉·托马斯(Kimberly Thomas)关系不大。如果监控摄像头没有拍下走廊的画面,马丁内斯警官的证词可能足以将托马斯送入大牢。

我问她我们能否进入公寓。她同意了。她提了个洗衣袋,我们问她…
我又一次让她把洗衣袋放下来。这时,她将袋子放在了门口正中间的位置。

她把洗衣袋在地上。要想进入公寓,我就必须跨过它。所以我拿起洗衣袋,想要将其挪到一边。洗衣袋很沉。我将它挪到了边上。放下的时候,我听到袋子中发出沉闷的金属声。我用脚碰了几下,接着仔细查看袋子里的东西。我发现里面有一把手枪。

当托马斯的律师提出要在庭审中播放监控录像时,布朗克斯区检察官选择撤销指控。接着,法庭将案卷材料封存,拒绝直面审视一个由来已久的顽疾:警察的虚假证供。这个问题一直严重影响着司法公正。可是有时候,深受其害的刑事审判系统也无力改变困局。

纽约警察佩德罗·塞拉诺(Pedro Serrano)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私下里,我们称其为‘谎言证供’(testilying)。你以事实为基础,然后稍微添油加醋地扩展一下。”他提到的“谎言证供”是警察们创造出来的圈内词汇,至少已经有 25 年的历史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从 2015 年 1 月起,超过 25 起案件的法官和检察官发现纽约警察证词中的关键部分可能不真实。通过采访律师、警察、现任法官和前任法官,《纽约时报》对这些案件(其中很多已经封存)进行了分析研究。

在这些案件中,警察在涉案枪支的位置问题上公然撒谎:枪支原本都在警察的视线之外,但他们却称嫌犯手握枪支或者腰间别着枪支。他们闯入公寓进行搜查,但却在此后的证言中断言否认。庄严宣誓后,警察声称自己亲眼看到其实他们根本没目睹的犯罪行为。他们谎称看到毒品交易,但此后又撤回证言或者被人发现说谎。

无论细节多么小,纽约警察总有办法对其进行“润色修饰”。布鲁克林区的一位警察用“紧握双拳”描述嫌犯。他说这名男子愤怒地走近他,然后开始大喊大叫。后来,检察官证明嫌犯并没有做出警察描述中的过激举动。另一位警察在布朗克斯区法院庭审中称,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鲁莽地穿越双黄线。然而事实证明,事发路段根本就没有双黄线。

很多案件中,警察撒谎的动机显而易见:避开宪法对不合理搜查和拦截的限制。其他案件中,警察撒谎的原因则是想用捏造的证据证明嫌犯有罪——有的嫌犯确实犯下了罪行,有的却属于蒙冤受屈。

除此之外,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弄清警察撒谎的动机。2016 年 10 月,一名布鲁克林区的便衣警察在大陪审团(grand jury,大陪审团显然是与小陪审团相对的概念,但区别并不仅仅是规模的大小。大陪审团只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不参与民事案件的审理;在刑事案件的立案、审案、判案过程中,大陪审团只负责立案;大陪审团采取“一团审多案”的工作模式,有一定的任期时间,往往要审理许多案件;大陪审团在做出是否立案决定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不必全体一致同意——译注)面前描述了自己因涉枪罪名逮捕嫌犯的现场情况。多妮泽亚·阿加德(Dornezia Agard)作证时表示,她发现嫌犯乱扔垃圾后走近嫌犯。此时嫌犯突然蹲在厢式货车之后,从腰间拔出一个黑色物体——事后证明是一把枪——并将其扔在地上。

布鲁克林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总结阿加德警官证言的文件中写道:“阿加德警官证实,她听到坚硬金属物体撞击地面的声音。”

2017 年 7 月,检察官从其他警察处了解到,第一批抵达现场的警察中并没有阿加德。此时,检察官开始怀疑阿加德证词的真实性。地方检察官的文件表明,作为后援的阿加德警官是在案件发生后才到达现场的,而针对嫌犯提出的涉枪指控随后也被法院驳回。检察官没有分析为什么阿加德警官自称是目击证人,也没有分析为什么其他在场的警察默许她对嫌犯实施逮捕。

警察的虚假证词增加了无辜之人被判入狱的可能性。同时,警察的虚假证词也增加了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的可能性:如果陪审团和法官认为警察证言的可信度越来越低,他们可能判决嫌犯无罪;如果警察的谎言在审理过程中被揭穿,案件就会被驳回。

纽约警察局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市政执法力量。该局新闻发言人彼得·唐纳德(J. Peter Donald)表示:“我们有 3.6 万名具备执法权的警官,每年会遇到少量警察作证时撒谎的案子。这并不会减轻我们对此类案件的担忧和烦恼。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将警察作证撒谎的现象彻底消灭。哪怕只有一个人撒谎,后果也是严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强力手段。”

一个警方试图掩盖但却始终无法根除的顽疾

《纽约时报》确认的 25 起案件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过去三年里,纽约警察有作证时撒谎嫌疑的案件数量庞大。大部分案件中,嫌犯在警察出庭作证前就选择签署认罪协议,这意味着警察少有机会在大众面前公然撒谎。即便少量案子真的发展到警察出庭作证环节——法官认为证词可疑,因此驳回起诉——各方随后也会将诉讼文件封存。

即便如此,《纽约时报》证实的案件还是揭露出根深蒂固的警察作伪证问题。几十年来,这个顽疾丝毫没有显现出衰退的迹象。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出现两起警察提供伪证的案件:一名皇后区的警探因在毒品案中撒谎而被定罪以及一名布鲁克林区的警探因涉嫌虚构证人根据照片指认罪犯过程的结果而遭到逮捕。这些案件让警察撒谎的问题再次浮现在公众视野中,而警方不得不努力维护诚实警察的信誉。

纽约警察局的首席内部检察官凯文·理查德森(Kevin Richardson)表示,他认为所谓的“谎言证供”现象很快就会被消灭。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快就会被根治的问题。”

的确,很多人愿意相信警察作伪证的现象是陈年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不断增加的街头暴力行为让警察不堪重负。为了应对犯罪,很多警察在作证时撒谎。警方对这种不端行为不闻不问,没有采取手段打压。后来警察面对嫌犯时喜欢采用“拦截搜查”的策略,谎言证供又重新大量出现,因为警察需要用假话掩盖自己违反宪法的事实。

然而,即便全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降低,纽约警察局也在多年前宣布放弃被滥用的“拦截搜查”策略,警察提供伪证的现象却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

一些警务专家预测称,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智能手机、大楼监控、警察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将大幅度降低警察撒谎的发生概率。但就目前来看,视频录像的主要作用还是戳穿警察的谎言,而不是抑制警察撒谎。

不断更改的回忆和操控证人

《纽约时报》发现,在最近的两起案件中,警察似乎在证人对罪犯身份确认问题上撒了谎。这样的案件尤其令人头疼,因为证人对罪犯身份的错误确认一直都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2016 年,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地铁站发生抢劫案。警察逮捕了四名嫌犯,随后发现其中一人持有受害者的钱包。提起诉讼前,检察官努力想要搞清楚几个基本事实:嫌犯落网后,办案警察是否带着挨了几拳并被抢走钱包的受害者确认罪犯身份?如果受害者确认过罪犯身份,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检察官想要从抓捕四名嫌疑人的切德里安·诺扬(Chedanan Naurang)警官处找到问题的答案,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诺扬警官的敏捷思维是导致疑犯最终落网的最大功臣:在一个地铁站跟丢疑犯后,他跟随直觉驱车来到地铁沿线的下一站。在这里,他成功在四名嫌犯下车后将其逮捕。

2017 年 2 月,检察官在一份总结诺扬警官不断更改证词的文件中表示,他对案件细节的描述在案发后的一年中不断变化。

诺扬警官曾经表示,受害人在警局内确认过罪犯的身份。当时,他带着受害人从关押嫌犯的牢房前走过,受害者看到罪犯后确认这些人参与了抢劫。

几周之后,诺扬警官更改了说法。他表示,受害人其实并没有在警局内见过嫌犯。相反,逮捕嫌犯之后不久,受害人就在街头对嫌犯的身份进行确认。受害者当时一直在警车内等候,嫌犯落网后他走出了警车,然后指认四人中的一人就是袭击他的人。

然而,这个版本的证词与开车带受害者去抓捕现场警官的回忆有所冲突。开车的克里斯多夫·麦克唐纳(Christopher McDonald)警官告诉检察官,受害者是在车内指认的嫌犯,根本没走出车外。麦克唐纳警察还说,受害者并没有明确表示嫌犯就是刚刚袭击他的抢劫者。受害者觉得自己认出了罪犯的衣服,但是他并不是非常确定。

诺扬警官的证词摇摆不定,因此检察官不得不撤销对四名嫌犯的指控。作为交换,四人都要签署认罪协议,承认自己参与案发当晚的另一起抢劫案。

迈克尔·福德尔警探(右)在律师詹姆斯·莫斯科切拉的陪伴下走出布鲁克林区联邦地方法院。今年二月,他因为伪证罪被法庭传讯。图片版权: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另一起警察在确认罪犯时给予错误信息的案件是 2015 年发生在布鲁克林区的劫车案。这起案件中,警察因为匿名线报和指纹盯上了两名嫌犯。迈克尔·福德尔(Michael Foder)警探作证称,他在证人指认罪犯时准备了两组照片,每组照片中含有一名嫌犯。

他用纸张打印出嫌犯的照片,然后混入“填充照片”(长的与嫌犯有些相似,但与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之人的照片)之中。他希望受害人——身着制服的出租车司机——能够认出嫌犯,然后将他的照片挑出来。在检察官看来,通过照片成功指认罪犯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证明嫌犯有罪的强力证据。

福德尔警探的证词显示,受害者先后两次去他们所在辖区警局指认嫌犯:2015 年 11 月,受害者在第一组照片中认出一名嫌犯;2016 年 2 月,受害者又在第二组照片中认出另一名嫌犯。

联邦法庭审查阶段,检方将福德尔侦探准备的两组照片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不过,这两组照片都是福德尔侦探捏造的。一位联邦检察官发现,根据福德尔侦探的说法,他让受害者指认嫌犯的时候,照片组里的很多照片根本不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在指认日期之后才拍出来的。

在 2015 年 11 月进行的照片指认中,福德尔侦探使用的照片组中含有当年 12 月才拍出来的“填充照片”。而在 2016 年 2 月进行的照片指认中,福德尔侦探使用的照片组中含有当年 3 月才拍出来的“填充照片”。

上个月,福德尔侦探因联邦伪证罪被起诉。检方指控他通过说谎“隐瞒自己篡改与指认罪犯照片组有关文件的事实”。福德尔侦探的律师选择进行无罪辩护。

福德尔侦探称,受害者是在 2016 年 2 月 14 日进行的照片指认。检查官发现,有很多照片其实拍摄于当年 3 月。

为搜查寻找“合法理由”

福德尔侦探的举动看上去是为了增加法官将嫌犯定罪入狱的可能性。

但是《纽约时报》发现,更多情况下,警察虚假陈述的动机似乎是为了掩盖非法搜查和非法收缴。比如,警察发现某辆车或某间公寓比较可疑,所以违反规定拦截车辆和进入公寓并进行搜查,最终发现枪支和毒品。如果案件的起点是警方的非法搜查,那么所获证据很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证据并排除出起诉和审理阶段,最终导致法院驳回检方的起诉。

2014 年 12 月,便衣警察克里斯多夫·托马斯(Christopher Thomas)在大陪审团面前陈述的证词听起来非常可信。他表示,自己拿着手电筒靠近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看到坐在驾驶座上男子从腰间拔出枪支,然后将其插在中控台和副驾驶座之间的位置。后来,司机因为持枪罪遭到起诉。

但是在 2015 年 7 月,人们找到一段托马斯警官与司机遭遇的现场视频,此后托马斯警官便开始改口。与助理地区检察官讨论案件时,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看见司机从腰间拔出枪支。实际上,他说整个过程中司机的手压根就没碰过枪支。

检察官在随后发给嫌犯辩护律师的邮件中写道:“托马斯警官对助理地区检察官表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大陪审团面前撒谎。”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律师辛西娅·康迪库克(Cynthia ContiCook)一直参与警察因不端行为遭遇指控的数据库建设工作。她向《纽约时报》提供了这封邮件,还有几封类似案件中检察官提交的文件。

托马斯警官在最初的描述中称,自己一开始就看到车内的枪支。但是视频证明他在说谎。视频显示,托马斯警官和搭档靠近车辆,并有手电筒照亮车内以便查看。两人的举动证明,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足以引起警觉的东西。其中一名警察——要么是托马斯警官,要么是他的搭档——显得若无其事:画面中,他弯下腰长达整整七秒,似乎是在系鞋带。

布鲁克林区检察官的邮件显示,他们决定撤销这起枪支案的起诉,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纽约警察局内务调查处(Internal Affairs Bureau)托马斯警官陈述中存在的问题。熟悉此案的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内部处分条例,警局宣布剥夺托马斯警官 30 天的休假待遇,并对其进行为期一年的留用察看(dismissal probation,在此期间一旦出现问题便立即解雇——译注)。

现在,托马斯警官在缉毒部门担任警司(sergeant)。

托马斯警官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与嫌犯遭遇视频曝光后努力设法撤回(或者打算撤回)早期证词的警察。

2016 年,布朗克斯区警局 52 分局的肖恩·凯内(Sean Kinane)警官在联邦法庭作证时说:“我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表达有误。”这是他面对各方压力时给出的全部解释。凯内警官的早期陈述显示,他看到像是毒品交易的行为后立即在街头拦住一名毒贩。不过,他后来决定撤回自己的证词。

如果所言不虚,凯内警官的陈述的确给了他合法拦截嫌犯的理由。在这名嫌犯身上,他搜出 153 个装有海洛因的玻璃纸信封和 8 袋可卡因。但是毒贩找到现场的视频录像后,凯内警官立即更改证词,称自己之前的表述有误。

《纽约时报》通过电话联系凯内警官,希望他就此案发表评论。但他很快挂断电话。据悉,凯内警官在 2017 年获得了晋升。

“不怕撒谎被抓”

很多警察和警务专家乐观地表示,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将会减少警察撒谎的情况。警察认识到,与嫌犯接触现场的数字证据最终可能被人翻出,因此撒谎变成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最起码,人们认为警察应该这样想。

去年,纽约警察局的首席法务劳伦斯·伯恩(Lawrence Byrne)在参加纽约律师协会(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组织的活动时表示:“总的来说,警察撒谎的难度现在是越来越大了。”他指出,纽约的大街上有着成千上万部智能手机,而每一部手机都配有摄像头。“事实上,不管执法警员在哪里遇到嫌犯,周围立即就会出现拿着手机录视频的围观群众。”

越来越多的警察执勤现场画面被记录了下来——不管是围观群众用手机录像,还是警察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拍下画面。过去,警察的虚假证词可能是定案关键,但现在越来越多警察的谎话被人揭穿。在普通的毒品案件争议巨大的警察开枪射杀嫌犯案件中,人们都用现场视频证明警察的证词存在问题。如今,警察喜欢撒谎这个问题已经在美国人的意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然而,对警察的采访证明,单靠摄像头的普及并不能彻底消灭警察的谎言证供。这是因为虽然摄像头无处不在,但部分警察依旧认为自己的谎言不太可能被戳穿。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嫌犯通常会选择签署认罪协议,很少有案子能发展到被告律师有权询问警察现场情况的听证会环节。

一位大约在十年前开始警察生涯的布鲁克林区警官表示:“警察不怕被人发现自己说谎。案件很难进入庭审环节,因此警察不必面对检察官和被告律师的交叉询问。”

警察在庭审上面临交叉询问的案件数量很少,占总体案件数量的百分比也极低。2016 年,纽约市进入庭审环节并最终获得法庭裁决的刑事案件和达成认罪协议、被驳回、其他未经庭审而结案的刑事案件比例大约是 1:185——当年共有 1460 件刑事案件进入庭审并获得法庭最终裁决,而未经庭审便得到解决的刑事案件数量是 270304 件。

诚然,法庭有时候也会要求警察参加庭审前的“排除证据听证会”(suppression hearing)。在这个听证会上,法庭将对警察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估。但是,这类听证会很少召开。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数据显示,该区大约 2.4% 的重罪刑事案件曾在开庭之前召开过排除证据听证会,而召开过排除证据听证会的非重罪刑事案件比例刚刚超过 0.1%。

佩德罗·塞拉诺警官说他并未做过“谎言证供”。但他也表示,纽约警察局一直存在警察作证时撒谎的问题。“你以事实为基础,然后稍微添油加醋地扩展一下。”图片版权:Karsten Mor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庭判决

面对采访,几个在布朗克斯区和布鲁克林区工作的警察坦白地描述了作证时撒谎的习惯如何像裂纹线一样在分局内蔓延开来。一位布鲁克林区的警察称:“分局里只有两种人——作证时撒谎的人和作证时诚实的人。”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表示,自己对部分同事和部门抓捕罪犯的行为感到不适,因此尽量在分局内回避他们。

他说自己刚开始当警察时,一位主管和一位警探都曾鼓励他在描述涉毒案件抓捕现场的情形时撒谎。还有一次他和其他警察一起出勤,一名警察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对嫌犯进行搜查并查获毒品,于是他转过头问另一名警察:“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些东西的?”他其实是想让其他警察帮他一起编造谎言。

1961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马普诉俄亥俄州(Mapp v. Ohio)一案中作出判决,裁定各州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排除通过非法搜查和非法缴获取得的证据。自那以后,无数警察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些东西的?”在此判决出台之前,纽约警察可以随意拦截他认为可能从事毒品交易或者使用毒品的可疑人员,并对其口袋和随身衣物进行搜查。虽然这样的拦截和搜查在严格意义上而言是非法行为,但警察可以如实陈述与嫌犯遭遇的过程,完全不担心法庭会将他们发现的毒品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环节之外。极大程度上扩大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译注)保护范围的马普案判决生效后,一切都变了。

马普案生效后,各级法院立即驳回了大量涉毒案件。警察们有了新的对策——一位法官称其为“重大发现”(the great discovery):如果警察作证称自己在接近嫌犯的过程中发现一包毒品从嫌犯身上掉落地面,法庭通常会认定之后的逮捕行为合法。

马普案生效后的一年内,纽约各级法院发现人们所谓的“注水”证词数量显著提升。一份 1968 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某些法院的管辖区内,涉及的案件数量增长超过 70%

毒贩不会突然之间就变得更容易受到惊吓。因此“注水”证词案件数量的增加是一个信号:在大量案件中,警察作证时都曾经撒谎。从那之后,纽约各级法院一直饱受警察如何就发现嫌犯携带毒品和枪支而撒谎的困扰

1994 年,一个专门负责调查警察腐败现象的委员会指出,警察为了坐实案件而撒谎的现象非常普遍,“谎言证供”已经成为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

莫伦委员会(Mollen Commission)在调查报告中分析了几种警察谎言证供的常见模式。非法搜查车辆的警察此后可能说他们“一眼就看到”车里有违禁物品。非法搜身时发现嫌犯身上携带有枪支或毒品的警察可能撒谎,称他看到“嫌犯的口袋鼓鼓囊囊”。

和几十年前的“注水”证词一样,“一看就看到违禁品”和“可疑的鼓鼓囊囊口袋”等说法也成为很多警察作证撒谎时的喜欢使用的“脚本”。就算是在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R. Bloomberg)担任市长期间(2002-2013 年——译注),纽约警察在街头拦下嫌犯的次数猛增,被拦下最多的是非裔和拉丁裔。警察成千上万次地重复着老旧的谎言,可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对他们证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润色修饰过的故事

近些年,警察拦截行人并对其搜身的次数显著下降。但是某些便衣警察部门——比如扫黑小队——仍旧采用侵略性很强的执法策略,主要还是靠“拦截搜查”等手段进行执法。警察和警务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部门以涉枪罪名逮捕嫌疑犯的数量畸高不下,还贡献了大量可疑的拦截行人和车辆案件。

部分身着制服的巡警表示,便衣扫黑部门以非法持有武器和毒品罪逮捕大量嫌犯。他们早就怀疑这项“佳绩”的背后隐藏着非法搜查行为和相关部门对他们撒谎的容忍。

便衣扫黑警察作证时描述的场景相似度很高:警察在车内搜查枪支和毒品时,一群黑人毫无缘由地走出车外,要么坐在路边,要么靠在保险杠上。

在接受采访的警察中,塞拉诺警官是为数不多愿意公开身份的人之一。他说:“某些拦停车辆案件中,一些警察会说他们闻到车里有大麻的气味。可是到达现场后,我什么也没闻到。我不知道别人闻到了什么,但我知道车里肯定没有大麻味。”

在 2013 年的一起影响重大的“拦截搜查”案件庭审中,塞拉诺警官关于秘密警局记录的证词是最终定案的关键证据。他和大约十几个现役警察以及前任警察一起因他们所说的逮捕限额问题对纽约警察局提起诉讼。

埃德温·雷蒙德是纽约的一名警司,他说便衣警察和所谓的扫黑小队都存在“为了让现场情况符合自己的描述”而篡改真相的情况。图片版权:Christopher Anderson/Magnum Photos

逮捕限额案原告之一的埃德温·雷蒙德(Edwin Raymond)警司说:“作伪证的是扫黑小组和便衣警察。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会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违反法律规定。之后,他们会在描述现场情况时撒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对自己的描述进行润色修饰,使自己的行为具备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根据。”

“一段超现实之旅”

诚然,除了掩盖非法搜查之外,导致警察撒谎的原因还有很多。

有些警察说,他们面临上司的压力,不得不开出更多罚单或者逮捕更多嫌犯。十年前,人们发现,为了达到有关部门规定的逮捕限额,负责毒品案件的警探谎称很多无辜之人从事毒品交易。

此外,警察还面临结案——或者推动案件取得进展——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促使马丁内斯警官在作证时编出“在门口洗衣袋中发现枪支”的故事。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可能是马丁内斯警官和其他警察在公寓内寻找一起在附近发生枪击案的证据。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间公寓:遭到枪击后,受害者和其他人一起仓促进入公寓。分局证据收集小组(Evidence Collection Team)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显示,警方在公寓内发现一把枪支,而枪支所处位置就在地板上的洗衣袋内部或者附近。

但这把枪是谁的?没人知道答案。此前的几小时内,很多人进出过公寓。枪击案发生后大约一小时,住在一英里外的托马斯来到公寓。马丁内斯警官出现时,她和其他几个人都在公寓内。

除了马丁内斯在证言中称站在门口的托马斯手中提着洗衣袋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她与公寓内的枪支有任何联系。检察官承认,DNA 检测证明托马斯从未接触过枪支。除此之外,立案基础土崩瓦解之后,检察官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警察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托马斯身上,进而忽视了其他潜在的嫌犯。在托马斯来到公寓之前不久,还有几个人也曾进入公寓。检察官提交的文件写道:“警方未对这些人进行盘问。”

提及马丁内斯警官作证时编造的门口洗衣袋的故事时,检察官的法庭文件中写道:“马丁内斯警官对事发现场的回忆和监控摄像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检察官还指出:“视频中,被告的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洗衣袋,公寓门口也没有出现过洗衣袋。另外,在逮捕嫌犯的警官进入公寓前,视频中并没有移动洗衣袋的动作。”

2017 年 11 月,检察官正式宣布撤销指控。布朗克斯区守护者组织(Bronx Defenders)的亚历桑德拉·康伦(Alexandra Conlon)是托马斯的律师之一。据她介绍,托马斯在检方撤销指控前曾先后 16 次来法院出庭。最后一次出庭时,39 岁的托马斯请求发言。她说:“396 天以来,我一直为找回生活、自由和证明自己神志清醒而努力奋战。这是一段超现实之旅,我不希望别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

马丁内斯警官依旧在 41 分局保持着良好的声誉。案件撤销后不久,他便晋升警探。今年 1 月,一位记者曾经想就托马斯一案的证词问题对他进行采访。他断然拒绝:“我无法直接向你就此案发表任何评论。”

托马斯在自己因为涉枪罪名而被逮捕的布朗克斯区公寓楼外。后来,人们发现监控视频内容与警察的描述存在矛盾,因此检方宣布撤销指控。图片版权:Hilary Swif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翻译:糖醋冰红茶

Banner 版权:Matt Popovich on Unsplash;长题图版权:Jack Finnig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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