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洛茨基到海明威,现代伊斯坦布尔是如何诞生的?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8-03-08 19:09:10

通过这段难忘的、浓缩的历史,查尔斯·金向我们讲述了佩拉宫的过去——这座华丽的酒店曾经蜷缩在一个由阴谋、暴力、性和谍报活动筑成的阴暗的海市蜃楼里,所有这一切都与奥斯曼帝国逐渐隐没的辉煌形成了对比。——作家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

作者简介:

查尔斯·金,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活跃的全球事务媒体评论员。他是《奥德萨》《佩拉宫的午夜》等书的作者,现在居住在华盛顿特区。

译者简介:

宋非,女,资深八零后,译有《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

书籍摘录:

列夫·托洛茨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不情愿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他甚至在上岸前,还把一张字条交给了上船检查的海关官员,要求送达穆斯塔法·凯末尔。“亲爱的先生,”他写道,“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口,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我已经抵达土耳其,此次并不是我自愿前来,我只是服从命令才跨越了这条国境。总统先生,请您理解我此刻的心情。”

字条标注的日期是 1929 年 2 月 12 日。这是伊斯坦布尔最冷的冬天,有轨电车要挖开积雪才能行驶,偏远一点的地区偶有狼群出没,为避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漂浮的大冰块,渡轮百年以来第一次停运。巴黎出发的火车好几天都埋在雪里无法行进,这个小插曲还激发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塞多娃(Natalya Sedova)在这趟列车上行进了二十二个日夜,从哈萨克斯坦向西到敖德萨的港口,缓慢行过了差不多三千英里。两年来,这一家人被约瑟夫·斯大林远远送离苏联后一直在中亚辗转。

尽管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发起者之一,又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亲密战友和俄国内战期间红军的领导人,但是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的野心之门洞开。斯大林苦心筹谋几年,除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多位元老,但托洛茨基是当时党内除斯大林之外追随者最广的人物,也是最有实力接棒列宁的苏联领导人。所以直至 20 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才足够强大,敢对托洛茨基动手。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 OGPU , 1934 年设为国家安全总局)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首先押送托洛茨基和纳塔利娅去往哈萨克斯坦的多风平原,然后敖德萨的警察又亲眼监督着这一家人被转移上了“伊里奇”号(Ilyich),这艘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的轮船除托洛茨基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利奥瓦(Lyova)之外,没有搭载任何平民,也没有装运任何货物。土耳其准许他们一家人入境,但这并不表示对托洛茨基身陷政治困局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事实证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府认为自己既取用了苏联模式的精华,同时又成功挫伤了苏联的直接影响。

不管怎样,苏联人一直留意着这最著名的流亡犯。苏联大使馆殷勤接待了托洛茨基一家,为他们安排了住房。随后几周,大使馆的侧楼也预留出来,供托洛茨基使用。格别乌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雅科夫·明斯基(Yakov Minsky)不仅负责监视他的行踪,还要帮这一家人寻找长期的住所。奇怪的是,苏联政府一边像招待客人一般善待托洛茨基,一边却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谴责他密谋推翻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更奇怪的是,苏联政府还容许他写信给《纽约时报》等西方报纸,抗议不公平的判决。没有人想到他的窘况会持续这么久,至少托洛茨基本人不相信会一直处于这种困境。他受胁迫到达这个城市,并没打算就此留下来。

沙皇时代,托洛茨基还是地下革命分子时曾有过两次流亡经历,一次去往西伯利亚,另一次在俄罗斯北部,所以他很熟悉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的概念。托洛茨基的前两次流亡都通向了胜利: 1905 年的俄国革命迫使沙皇组建了俄国议会;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又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推上了历史舞台。而现在,他不想待在一个他连当地语言都听不懂的国家,他告诉土耳其记者,他希望很快获得签证,前往德国、英国或法国。在那里,他能够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继续政治工作,同时声讨篡位者斯大林。

苏联人同样以为托洛茨基只是暂时流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作为流亡地有三大优势,从苏联海岸起航的船只容易抵达,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而且四处潜藏着寻机杀他的人。毕竟在佩拉区的后巷,许多白俄人整天无所事事,肯定有人无法克制,想要行刺这位布尔什维克宿敌。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工明斯基甚至一直向托洛茨基递送消息,让他了解伊斯坦布尔所有白俄分子和外国间谍的动向。这或许是想帮助托洛茨基避开敌人,也可能是个聪明的陷阱:刺激托洛茨基的好奇心,假如他碰巧联系了资本主义特务,正好可以坐实对他外国间谍的指认。

纳塔利娅和利奥瓦获准离开大使馆去寻找住宅,托洛茨基偶尔也会在警卫的陪伴下,穿着暖和的冬衣沿佩拉区的电车轨道散步。明斯基担心长期把托洛茨基留在大使馆,自己会成为斯大林政敌的房东。于是,他不情愿地当起了房产经纪人,主动提供了多个可选择的居所,但都无法满足托洛茨基的具体要求,特别在安全方面,托洛茨基总觉得有漏洞。明斯基很窝火,最后一气之下把这家人踢出了大使馆,赶去了街北的托卡良酒店,纳塔利娅只好自己继续寻找。搬了两次家后, 1929 年 4 月下旬,她终于找到了一栋搭乘渡轮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城中心的房子,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相对安全地继续写作和政治工作,同时制订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普林基波岛(Büyükada)是王子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这九个干旱的小岛就像是马尔马拉海上突然出现的恐龙脊背。普林基波岛的修道院曾是触怒皇帝的拜占庭贵族流亡的首选流放地,而其余的小岛在青年土耳其党时代之前都是垃圾场。例如,几个世纪以来,流浪狗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公共健康的危害因素之一,自 1910 年开始,市政府发起了一项秩序与清洁的长期运动,下令围捕数万条野狗,并且把它们运到海斯扎达岩岛这个废弃的岛屿。成群的野狗相互撕咬,抢占雨水池,争夺迷途的飞鸟。多年之后,传言在安静的夜晚,如果恰巧起南风,伊斯坦布尔人还能听见狗群的狂吠与怒嚎。

19 世纪 40 年代,奥斯曼帝国开始定期向适宜居住的岛屿开放轮渡服务,普林基波岛一下变成伊斯坦布尔富有商贾,特别是希腊人的消暑胜地。木结构的住宅再加上粉刷一新的白色阳台和活动自如的百叶门窗,消解了夏天部分的暑气。岛上严禁(而且现在仍然禁止)私家车驶入,所以本地人和观光客只能乘坐敞篷马车环岛行进,道路上一层厚厚的松针正好可以缓冲车身的颠簸。盛夏时节,棵棵夹竹桃的枝头都挂满了白色的小花,紫色的九重葛攀爬缠绕,蔓过花园的围墙,构成路旁斑斓的画面。两旁树木葱茏的詹卡亚大街向北可以直达渡轮码头,成片的别墅和相依的宾馆面朝蓝宝石般的大海和安纳托利亚海岸低矮的山丘。

托洛茨基和卡尔·马克思一样,都希望有一天资本家会被粉碎,可是他眼前的幸福却不得不依仗资本家的善心。著名的土耳其商人接连前来帮助他开始去国离家的新生活,有的人是因为有机会接近政治名人而激动万分,有的人则是想向斯大林的仇敌献殷勤。一位前奥斯曼帝国官员把自己的别墅租给了托洛茨基。这座宽敞的宅院位于詹卡亚大街下坡的一侧,尽头就是临海的小悬崖。“马尔马拉海波涛拍岸,距离我们的新家仅几步之遥,”纳塔利娅回忆道,“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宽敞又宁静,面朝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大部分时间都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托洛茨基,来自:维基百科

1931 年 3 月,一场大概由电热水器故障引燃的大火烧毁了这栋房子。托洛茨基据说还起诉了房东与管家疏忽大意,但这并不能解决他必须另寻住处的燃眉之急。他们一家人不得不再次搬迁,先是暂住在岛上的酒店,接着搬去了亚洲大陆莫达区某个有围墙的屋宇,后来又搬回普林基波岛,住进了一所土耳其航运巨头名下的红砖房,距离原来的宅院只有一小段路。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桃李芬芳、花果馥郁的田园生活,在岛民称为拉克科斯库小酒吧里,他们可以一边啜饮茴香酒,一边面向北方欣赏伊斯坦布尔的景色。它如今是这位世界革命先知最始料未及的家园。

托洛茨基成年累月地待在孤岛上,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确实有理由害怕,因为城内既存在白俄分子,又有布尔什维克特工。他经常随身携带小手枪,而且从不会在没有守卫的情况下走到室外。他就像是一位冲着孩子大叫不要夺去他的财产的古怪老人。他有时会突然猛拽希腊东正教牧师的胡子,确保他不是伪装的刺客,有时还会拔枪指着当地渔民,因为发觉他连续好几天在同一个地方拖网。

岛民对他们身边这位极其著名的居民并不热情。托洛茨基聘用了当地的警卫、园丁和仆人,但是有关他特殊要求的故事也在附近流传:他要求厨师耳聋,这样他们就不能向外人汇报他的谈话;他还要求保洁工是文盲,这样他们无法阅读他的信件。他总是话中带刺。他只要发现家里有人在休息或看书,就会大声嚷嚷:“这儿有俄国移民!”他还有个人类通常都有的毛病,就是过于喜欢动用自己的权力:他给身边的人都取了奇怪的绰号,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们的新身份。

他建立的唯一一段友谊似乎是与当地的希腊渔民哈拉兰博斯(Haralambos)。他们两个人时常划着小船,偶尔还带着警卫或来客进海捕捞或线钓应季的红鲤和鲣鱼。这对捕鱼搭档会在船上装载石头,然后扔进大海,把大群的鱼赶向渔网。托洛茨基和哈拉兰博斯彼此会用他们混杂着土耳其语、希腊语、俄语和法语的私人语言呼唤。托洛茨基在这些时刻似乎最好玩、最自在。“啊,杰拉德同志!”他曾经嘲笑他的律师杰拉德·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说:“如果你攻击资产阶级同你打鱼一样,他们会很长寿啊!”

即便如此,托洛茨基仍然很少真正地感觉安全。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游向小船,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土耳其著名作家米纳·乌甘,她当时紧紧抓住船舷不放,激动的托洛茨基咆哮着让警卫把她赶走,还用他的步枪枪托猛击她的手指。可是如果钓鱼很顺利,他也会神采奕奕地回家,迸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兴奋地迅速口授给秘书记下来。

查尔斯·金,来自:twitter

摆脱了苏联受限的工作环境,他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国际社会主义共同体充分交流。写稿、编辑、校订,他几乎单枪匹马地编写了一张新公报,专门报道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工作。他以早先在哈萨克斯坦做的笔记为基础,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平》(My Life)。抵达伊斯坦布尔没几个月,他就完成了初稿。他还对俄国革命的历史做了一些原始的注释。德国和美国都送来了书稿合同和出版协议。各大西方报纸热衷于发表托洛茨基有关全球局势的看法,而社论和政论却涌动着相反的观点,托洛茨基的攻击目标之一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评论说,这是他“发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悲泣”。革命肯定是结束了,丘吉尔表示:“难民战神再次展开了搏斗,共产主义取代炸弹充斥着资本主义的报纸,去职的刽子手突然有说不完的闲话,倚靠在炉边喋喋不休。”

利奥瓦被安排做了他父亲的秘书,负责管理大量的来往通信,协助接待越来越多的宾客。客人们为了一睹真容,纷纷从欧洲大陆赶来看望托洛茨基这位伊斯坦布尔最受欢迎的昨日明星,他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吃香的过气人物。笔迹学家写信请求得到他的手书样本。循道宗教徒写信向他解释基督教教义的优势。星相学家解读了他的星盘。签名收藏家恳请他在“两位美国总统、三位重量级拳击冠军,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以及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之后加上他的签名,托洛茨基回忆道。后来,他雇了一个小团队——或者按他的说法,叫总理府——帮他处理手稿、写信、关注国际事务等繁杂的工作。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决裂虽说是个惊人的发展,但也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群体分化的一部分:一些人仍然指望苏联领导全球革命,另一些人正在奋力开拓自己的共产主义道路,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实验注定消亡,很快就会被欧洲海外殖民地出现的新运动接替。托洛茨基现在扮演了一个他从未尝试过的角色:一个电极,周围聚集了全世界心怀不满的激进分子,尤其是那些坚决投身永久革命、传播革命思想的人。与许多著名的流亡人士一样,托洛茨基逐渐变成了图腾,除了人格和文字的力量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力。“这个孤岛是宁静的遗落之地,就连伟大世界传达给我们的回音都低沉而迟缓。”他在摘记里这样写道。

想象托洛茨基是普林基波岛的哲人是一回事,和他会面则是另一回事。前往小岛的访客几乎全都自认为是反崇拜的。“他那么渺小,似乎无法斗争。”美国诗人、政治激进分子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 1932 年来小岛拜访后写道。伊斯门原本期待他们会深入讨论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胜利,但是他发现托洛茨基更加担忧世俗问题,尤其是自己的财务状况。

他的作品非常卖钱。报纸刊登了他一系列的文章,并给他带来了一万美元的稿费。美国版的《我的生平》也让他获得了七千美元的预付款。《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连载《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还支付了他四万五千美元。但是自从第一所房子的大火毁了他多年的藏书和四处收集的照片之后,光在安保、住房、饮食,尤其是书籍方面,托洛茨基每月的支出就得一千多美元。为了节约,他很少置办家具,总是满面愁容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步。他不再打理花园,任草木疯长,他的狗托斯卡常常在高草矮树之间奔跑跳跃,追逐飞鸟。“我们似乎是扎营,而不是居住。”他的秘书回忆道。


题图为伊斯坦布尔,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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