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的关键不是人本身,而是人们生活的物理与社会环境?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8-02-28 19:00:32

“人所造就的人,其实是人所设计之文化的产物。”

作者简介:

B. F. 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的奠基者,被认为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 1948 年开始任教于哈佛大学, 1958 年成为哈佛大学埃德加·皮尔斯心理学教授直至 1974 年退休。

斯金纳提出了“强化原理”“操作性条件作用”等观点,并创制了研究动物学习活动的仪器――斯金纳箱。1950年,斯金纳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58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68年获美国总统颁发的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奖章,1990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首次颁发的心理学杰出终身贡献奖。

他著述颇丰,出版了 21 部著作,发表了 180 多篇文章,其中包括《瓦尔登湖第二》(1948)、《言语行为》(1957)、《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等。

书籍摘录:

当一个人“蓄意”改变自己的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时——为了改变人的行为(可能包括他自己的行为)而改变环境时——他通常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控制者,即一种控制性文化的设计者;另一个是被控制者,即一种文化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不管是有意设计的还是无意设计的,这都是由文化演进的实质决定的。

自有史以来,人类很可能并未经历过什么重大的遗传变化。我们只需往回追溯一千代,追溯到拉斯科洞穴的艺术家那里,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在相隔一千代人的今天,一些与生存直接相关的特征(如抵抗疾病的能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一个拉斯科洞穴艺术家的孩子如果降生在当今世界,那他可能与一个现代的孩子几乎没什么区别。可能他的学习速度会比现代的孩子慢一些,或许他只能清楚掌握一小部分技能,又或者他遗忘的速度可能比现代的孩子快一些。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无法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如果一个20世纪的孩子降生在拉斯科文明中,他和他在那里遇到的孩子将不会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清楚一个现代的孩子在贫困环境中的生长情况。

人往往会改变他所生活的世界,而且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他也会极大地改变作为人的自身。现代宗教习俗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一百代人的时间,现代政府和法律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的时间。现代工业实践的发展很可能只经历了二十代人的时间,而现代教育和心理治疗的发展最多只经历了四五代人。物理技术和生物技术增强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敏感性以及改造周围世界的能力,但这些技术的发展至多也只经历了四五代人的时间。

“控制自己的命运”这种说法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人已经“控制了自己的命运”。人所造就的人,其实是人所设计之文化的产物。他产生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演进过程:负责人类种族的生物进化过程,以及由人类物种所进行的文化演进过程。现在,这两种演进过程的速度都可以加快,因为我们可以对这两种过程进行有意的设计。人们通过选择性繁殖和改变生存性相倚联系,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遗传素质。而且,他们现在还可以开始引入与生存直接相关的变异。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引入作为文化变异的新习俗。而且,他们已经改变了选择习俗的条件。今天,他们可以在更为清醒地意识到结果的情况下同时开始进行这两项工作。

人很可能会继续发生变化,但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变化会朝哪个方向进行。没有人能在人类种族的进化初期便预见到人类的发展。而且,我们对遗传的有意设计朝哪个方向发展将取决于一种文化的演进情况,而文化演进本身因同样的原因也无法预测其方向。埃蒂耶纳·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指出:“人类完美的极限至今仍是个未知数。”不过,这些极限毫无疑问并不存在。人类在灭绝——“有人预言人类将在大火中灭绝,有人预言人类将在寒冰中灭绝”,也有人预言人类将绝于辐射——之前,将永远都不会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个体在所属物种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样,他在文化中也占一定的地位。而在早期的进化理论中,个体的地位问题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物种是否只是个体的一种类型?如果是的话,那它又从何种意义上进化而来?达尔文本人就曾宣称,物种“是分类学家的纯粹主观的发明”。如果没有个体的集合,物种就不可能存在,家庭、部落、种族、民族或阶级也都是如此。如果脱离了维持文化习俗之个体的行为,文化也不可能存在。采取行动的一直都是个体,作用于环境且因自身行动之结果而发生改变的是个体,维持社会性相倚联系的也是个体(这些社会性相倚联系就是文化)。

因此,个体既是人类物种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像遗传特征一样,文化习俗也是由个人传递给个人的。一种新的习俗就像一种新的遗传特征一样,最早也是出现在某个个体身上的。如果它有助于该个体的生存,那它很可能就会被传递开来。然而,个体至多只是众多发展路线的汇集地,它们在个体身上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集合体。个体的个别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一种独特的遗传产物,就像个别性的经典标志——指纹一样独特。甚至在组织最为严密的文化中,每一个人的经历也都是独特的。任何有意设计的文化都不能消除这种独特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旨在消除独特性的努力都是糟糕的设计。

但是,个体依然只是一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在个体出生之前就早已存在,且在他死后将继续长期存在。个体对某一物种特征或文化习俗通常并不负终极责任,即使是他经历了作为物种一部分的变异,或者即使是他引入了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习俗,也是如此。就算拉马克的推断是正确的,即个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遗传结构,我们也必须指出环境条件对这种努力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像遗传学家着手改变人的遗传素质时,我们也必须指出,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正是他们身处的环境条件。当个体对一种文化习俗进行有意设计时,我们必须求助于文化,因为正是文化促使他这样做并给他提供了他所利用的技术和科学。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死亡——它是个体无法逃避的命运,是对自由和尊严的致命打击,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死亡是行为的远期结果之一,而行为的远期结果只有在文化习俗的帮助之下才会对行为产生影响。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他人的死亡,对此,帕斯卡尔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试想有一群戴着镣铐的人,他们全被判了死刑。每一天,他们当中都有一些人在他人的注视之下被屠杀。那些暂时还活着的人从被屠杀的同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悲伤、绝望地看着彼此,等待自己末日的来临。这就是人类境况的图景。”有些宗教描绘了未来在天堂或地狱的生活,从而增强了死亡的重要性,但个人主义者却有特别的理由惧怕死亡。造成他们惧怕死亡的原因不是某种宗教,而是有关自由与尊严的文献。他们的特别理由就是个人彻底湮灭的前景。个人主义者无法从反思那些使他幸存下来的贡献中找到任何的慰藉。他拒绝为他人利益效力,因此他不会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受到强化,即那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将活得比他长久。他拒绝关心他所隶属之文化的生存,因此他不会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受到强化,即文化将在他死后长期存在。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他拒绝承认过去的贡献,因此也必定会放弃对未来的一切要求。

科学或许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更加彻底地改变以传统的方式思考某一学科的做法,而且迄今为止,可能也没有出现过一门比科学更为重要的学科。在传统的观点看来,一个人会感知他的周围世界,选择即将感知的特征,区分出这些特征并判断其好坏,同时改变这些特征使其变得更好(或者,如果他粗心大意的话,则会使其变得更坏),他可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因自己行为的结果而公正地受到奖励或惩罚。而在科学的观点看来,一个人是人类物种中的一员(人类物种由进化过程中的生存性相倚联系塑造而成),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过程会将他置于他所生活之环境的控制之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将他置于社会环境的控制之下,而社会环境又是他以及数百万像他这样的人在文化演进过程中建构并维持下来的。传统观点主张个人控制着世界,而在科学观点中,这种控制性关系的方向颠倒了:一个人不会作用于他的周围世界,而是世界作用于个人。

我们很难仅立足于理性立场便接受这样一种改变,而且几乎不可能接受这种改变的含义。传统主义者对此的反应通常可以用情感来描述。其中有一种情感是受伤的虚荣心(woundedvanity) ,弗洛伊德主义者曾用它来解释那种对精神分析的抗拒态度。就像欧内斯特·琼斯所说的,弗洛伊德本人就曾详细阐述过:“人类的自恋或自爱倾向曾遭受来自科学的三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的宇宙观,第二次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第三次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给人类打击的实质上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它能洞悉人内心之中所发生的一切;人还拥有一种工具叫权力意志,他可用它来指挥和控制人格的其他部分。)但受伤的虚荣心有哪些迹象或症状呢?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迹象或症状?其实,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科学观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称其为错误的、卑贱的、危险的,对它加以反驳,并攻击那些提倡或捍卫它的人。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受伤的虚荣心,而是因为科学阐述已经破坏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强化物。如果一个人再也不能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赢得赞赏或羡慕,那么,他的尊严或价值似乎就会遭受损害,他以前曾被赞赏或羡慕所强化的行为也将灭绝。而灭绝常常会导致侵略性的攻击。

这种科学观还有另外一种影响,人们常常将这种影响描述为信念或“勇气”的丧失、怀疑感、无力感、灰心丧气、萎靡不振或失望沮丧。有人说,这样一来,一个人便会觉得他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但是,他真正感觉到的乃是那些不再能受到强化的旧反应的逐渐衰退。当长期确立下来的言语技能被证明毫无用处时,人们确实会有“无能为力”之感。例如,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抱怨说,如果我们把人的行为“仅仅看作物质条件作用和心理条件作用的产物,从而不予以考虑”,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变化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意识心理活动的结果”。

B. F. 斯金纳,来自:维基百科

再有一种影响就是怀旧感(nostalgia)。当人们抓住并夸大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相似之处时,旧有的技能便会涌现出来。人们常常说过去的岁月是美好的往昔,此时,人们认识到了人的固有尊严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性。过时行为的这样一些片段常常“让人怀念”——它们已变成越来越难以取得成功的行为。

当然,这些对一种关于人的科学概念的反应会让人感到遗憾。它们会使那些心怀美好愿望的人停滞不前,而任何关心其文化之未来的人都会尽其所能地纠正它们。没有哪种理论会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任何事物都不会因为我们审视它、谈论它或以一种新的方式分析它而有所改变。济慈曾因牛顿对彩虹的分析而备感困惑[27],但彩虹依然像过去一样漂亮。甚至在许多人眼里,它变得比过去更漂亮了。人也不会因为我们审视他、谈论他或以科学的方法分析他而有所改变。他在科学、政治、宗教、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依然如故,他依然会被人们所羡慕,就像一个人羡慕海上的风暴、秋天的落叶或高山的巅峰一样。人们不会管它们来源于哪里,也不会受科学分析的影响。我们所能改变的只是我们对某一理论的研究对象做点什么的机会。牛顿对彩虹之光的分析是走向发明激光的重要一步。

关于人的传统概念是谄媚式的,它赋予了人强化的特权。因此,它极易获得维护并很难被改变。设计这种概念的目的是把个体塑造成反控制的工具,但只有通过限制人类进步的方式,它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有关自由和尊严的文献关注的是自主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文献是怎样使得惩罚性措施永久存在的,又是怎样纵容那些微弱的非惩罚性技术的使用的。而且,要证明人类追求幸福的无限权利与无节制生育、以耗尽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无节制富裕,以及迫近的核战争危险等大灾难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困难。


题图为电影《发条橙》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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