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可以通过一种技术修改物种特性,这会导向怎样的道德困境?_智能_好奇心日报

Jennifer Kahn2018-11-27 08:07:03

为何“完美婴儿”不应该存在?

11 月 26 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 11 月在中国出生。这是世界第一例在人类婴儿上应用基因编辑进行免疫艾滋病的实验。

一石惊起千层浪。因为严重的伦理问题,目前已有 122 位中国科学家联署声明,称“该项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根据相关网站披露,贺建奎主持的这项临床试验通过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完成注册登记。同时曝光的还有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

但消息公布 5 个小时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在今天下午回应,否认该院和此事有关。有一名伦理审查签字人员否认自己曾参与此事。

2015 年底,中美英等多国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华盛顿举办“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此次会议讨论了是否应该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或应用。

最终得出的底线是: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这意味着,用 CRISPR 基因编辑帮助自己治病可以,但不能用它来制造“完美”的下一代。

我们认为关于基因编辑及其伦理问题,你应该知道得更多。


以下原文刊登于 2018 年 2 月 19 日。作者詹妮弗·卡恩(Jennifer Kah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撰稿人,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科学委员会(Council of the Humanities)担任新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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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11 日,研究噬肉菌的遗传学家艾曼纽·夏庞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波多黎各举办的一场微生物学学术会议上遇到了备受赞誉的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当时,杜德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一个超大规模试验室的主任,而夏庞蒂埃只是一名资历较浅的研究人员。会议上结识后,夏庞蒂埃希望说服杜德纳与自己进行合作。在圣胡安老城(Old San Juan)的鹅卵石大街上散步时,两名女性科学家相谈甚欢。夏庞蒂埃最近刚刚对一种名为 Crispr 的特殊基因产生兴趣。目前看来,Crispr 基因似乎能帮助噬肉菌对抗侵入性病毒的攻击。夏庞蒂埃希望对 Crispr 基因和激活该基因的 Cas9 蛋白质开展进一步研究,借此找到一种能将细菌剥离其免疫系统的方式,从而治愈受到感染的患者。

杜德纳是一个极其注重细节的人,因此她经常能解决其他研究人员眼中棘手复杂的难题。夏庞蒂埃是法国人,但在瑞典和德国工作。和杜德纳相比,她明显更加活泼,也更容易激动。虽然性格不同,但是一谈到试验的细节,两人立马一拍即合。杜德纳回忆说:“我真的很喜欢夏庞蒂埃。我喜欢她强烈的情感。当我全神贯注研究某个问题时,我也会有那样的感受。她身上的特质让我觉得我们俩是志同道合之人。”

在当时,人们认为细菌只有基本的免疫系统,仅会针对任何出现在面前的异物展开简单的攻击。但研究人员推测称,在连续区室(compartment)内储存有病毒 DNA 片段的 Crispr 基因可能正是人类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它记录了曾经出现的疾病,这样便能在相同疾病再次出现时成功将其击退。杜德纳说:“这就是 Crispr 基因吸引人的地方。如果细菌也能像人类一样有办法记录曾经出现的病毒感染情况,那会怎么样?这在当时是个非常激进的想法。”

Crispr-Cas9 免疫系统的另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指挥 Cas9 蛋白质精准地切除基因组中任何位置上的 DNA 片段,再将剩余部分整齐地“缝合”在一起。这种毫不费力的基因编辑方式令科学家们异常着迷,因为全球各大试验室所采用的基因编辑技术非常繁琐。不过在当时,杜德纳并没有太多考虑 Crispr 作为基因编辑工具的潜力。其实,研究人员以前就发现了类似的基因系统,但一直没有找到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尽管如此,杜德纳还是表示:“我当时就觉得 Crispr 基因潜力很大。这就好比你拿起一本悬疑小说,读完第一章后感觉内心一阵凉意袭来。此时你便知道这本书一定非常精彩。”

杜德纳安排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吉奈克(Martin Jinek)与夏庞蒂埃的团队合作。几个月的联手之后,他们认定 Crispr 基因依靠两种独立的 RNA 开展工作:导向 RNA,引导 Cas9 蛋白质到达特定的位置;示踪 RNA,使得 Cas9 蛋白质能够切除DNA。即便如此,人们对 Crispr 基因依旧了解不多。与大部分生物——人类、动物、植物——不同,细菌的细胞没有细胞核,其 RNA 和 DNA 的相互作用模式也非常独特。正因如此,吉奈克才说我们很难判断 Crispr-Cas9 免疫系统“是否具有可迁移性”。换言之,我们不能确定 Crispr-Cas9 免疫系统能否在细菌之外的其他生物身上发挥作用。在杜德克办公室研究这个问题时,吉奈克将两种 RNA 分子的草图划在了白板上。在自然形态下,两种 RNA 相互独立。但杜德纳和吉奈克相信,他们或许能将两种 RNA 组合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工具——它很有可能会在许多生物体身上发挥作用。杜德纳说:“那一刻,所有人都不再摇摆不定,而是认识到这个研究项目也许能为生物技术领域带来变革。”

最终,杜德纳与合作伙伴 将Crispr 基因可编辑的导向 RNA 与缩短的示踪 RNA 结合在一起,制造出了他们想要的工具。两种 RNA 结合所形成的新系统使研究人员能够按照意愿确定和切除任何基因,甚至还能够删除一个基因中的单个碱基对。(如果想要加入一个基因,他们便利用 Crispr 将其“缝在”两段切开基因组的中间。)有的研究人员将 Crispr 比作是文字处理器,能够轻松地实现“在单个字母层面”的基因编辑。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套基因编辑系统的操作模式非常简单。编辑基因时,科学家仅需要给一串导向 RNA 设定好“地址”——与基因上特定位置对应的短字符串。一位科学家告诉我,利用 Crispr 编辑基因的过程非常简单直接。研究生能在一小时之内掌握这项技术,几天之后便可以制造出一个编辑过的基因。旧金山格莱斯顿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s)的遗传学家布鲁斯·康克林(Bruce Conklin)表示:“在过去,博士研究生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在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对一个基因的编辑工作。Crispr 技术的出现让一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II.

1973 年,人们首次提出基因工程的概念。自那之后,这个领域便出现了惊人的变化。通过繁育携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的小鼠,研究人员成功探索了包括囊性纤维化和糖尿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发病机制。基因工程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杂交品种,比如携带有细菌基因的抗虫害玉米和用于大量生产抗疟疾药物的转基因酵母。2014 年,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规模已经接近 20 亿美元——这一数字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再翻一倍。

虽然基因工程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但编辑基因的过程一直都非常复杂,精度也不尽如人意。为了让小鼠身上携带一个特定的基因突变,一间投入全部资源的试验室要辛勤工作接近两年。即便如此,试验结果也无法全部达到预期要求。经过科研人员编辑的基因经常出问题,不是出现的位置飘忽不定,就是出现的数量差异太大:比如一个细胞中没有任何经过编辑基因的副本,但另一个细胞中却有好多。这通常导致试验结果杂乱无章,而科学家们也是一筹莫展。一位科学家表示,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出现之前,为了获得一个完美的基因变异的他不得不对数百万个细胞进行显微注射。如今,掌握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他只需要对十个细胞进行显微注射就可以得到完美的基因突变。

小鼠(mice)是最好的证明。编辑其他动物基因的难度要大很多——奇怪的是,即便是编辑大鼠(rat)的基因难度也很大——而且因为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原因,很多动物的基因根本无法编辑。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尖端科学研究所(BioFrontiers Institute)主任汤姆·切赫(Tom Cech)说:“我们选择用小鼠作为研究人类疾病的模型动物是有原因的。Crispr 技术出现之前,编辑其他动物的基因都是件棘手的事情:要么根本实现不了,要么无法实现精准地编辑。”此外,科学家每次只能对一个基因进行编辑。因此他们几乎很难深入探索大量由多个(有时候甚至数十个)基因导致的疾病,比如心血管疾病。切赫说:“大部分人没意识到,在掌握 Crispr 技术之前,我们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当时,我们使用的都还是极其原始粗糙的基因编辑技术。”

在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一种基因结构的名称)的时代,以往限制科学家们的桎梏被统统打破。十月(本文发表于 2015 年——编注),哈佛大学的科研人员利用 Crispr 技术同时对多个猪胚胎中的 62 个基因进行了编辑,创造出了至少在理论上能够长出人类器官的动物。在未来,这些动物身上的器官可用于移植手术。令人惊异的是,Crispr 技术适用于几乎所有的生物体。从桑蚕到猴子,涵盖范围可谓非常之广。除此之外,还适用于所有细胞类型:肾细胞、心脏细胞以及 T 淋巴细胞这类科研人员此前无法完成基因编辑操作的细胞。十一月初,生物技术创业公司爱迪塔斯医药(Editas Medicine)宣布,他们计划对一项以 Crispr 技术为基础的基因疗法进行测试。他们的基因疗法将删除控制眼睛感光细胞基因的部分片断,希望借此治愈一种极其罕见的失明。但是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Crispr 最大的作用是能加速药物研发的进程。目前,人们研发新药时一定程度上会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的研究,确定患有某种疾病患者所共有的基因突变。问题在于,这些研究经常将致病目标锁定为数百个联系松散的基因突变,但我们无法确定其中哪一个基因突变与疾病有实际联系。(有些基因突变或许是由疾病导致的)。Crispr 时代来临之前,由于很难精准地编辑单个基因,科研人员要大费周折才能测试出究竟哪些基因突变真正与疾病有关。鉴于此,他们在寻找疗法时也很难找到需要根治的对象。

2015 年 6 月 26 日,詹妮弗·杜德纳在自己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试验室中。图片版权:Graeme Mitchell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仅从药物研发领域来看,Crispr 技术就已经算得上人类科学史上的巨大进步。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Crispr 技术能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加速药物研发这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因为目前的很多行业都与基因工程密不可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利用 Crispr 技术为工业市场研发更好的生物燃料和新的酶。据悉,工业领域对酶的使用非常广泛,洗衣粉制造、污水处理、造纸等行业都离不开酶。农业方面,各大公司正在利用 Crispr 技术培育抗虫害和抗干旱能力更强的新型农作物。他们不再需要使用转基因技术,比如将比目鱼的基因转入西红柿的基因中。(目前,杜邦公司[DuPont]正在与杜德纳教授的卡里布生物科学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合作,一同培育利用 Crispr 技术编辑过基因的玉米和小麦。他们预计在五年内向市场投放自己的产品。)畜牧业育种方面,人们可以利用 Crispr 技术培育出肌肉含量更高、精肉更多的动物。和传统的杂交育种相比,Crispr 技术的育种效率更高,育种结果可预见性也更强。包括达能集团(Dannon)在内的大型食品企业集团已经开始利用 Crispr 技术培育能够产出更可口酸奶的菌株。此后,他们还会利用 Crispr 技术对其他发酵食品——比如奶酪、面包和腌菜——进行改良。

对于研究复杂精神疾病的科研人员而言,Crispr 技术也许能给他们带来特别的惊喜。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生物学家张峰(Feng Zhang)一直是提倡在人类细胞身上使用 Crispr 技术的先驱者。他说:“一直以来,生物领域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发展障碍——小鼠并不是非常理想的试验模型。小鼠的大脑结构往往与受复杂精神疾病影响的人类大脑结构并不相同。”如今,张峰、麻省理工大学麦戈文大脑研究所(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主任罗伯特·德西蒙(Robert Desimone)以及其他很多研究人员都希望利用 Crispr 技术培育出研究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这类疾病的灵长类动物模型。在人们来看,这类复杂精神疾病与多种基因突变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有关。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在考虑如何利用 Crispr 技术消灭传播疟疾的蚊子以及对付五大湖区(Great Lakes)亚洲鲤鱼这样的入侵物种。一位科学家告诉我说:“一切让人感觉近乎疯狂。Crispr 技术的问世让很多试验成为可能。如今,我们就好像站在糖果店中只能选三种糖果带走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挑花了眼。科学家想尝试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试验,只不过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罢了。”据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估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基因工程试验室都在使用 Crispr 技术。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鲁道夫·巴朗格(Rodolphe Barrangou)是最初发现 Crispr 基因是细菌免疫系统组成部分团队的成员。他表示,自己从未见过某项科研发现能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他说:“世界五十强公司、创业公司和各大高校都争相涌入基因编辑领域,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事情。Crispr 技术的出现极大扩展了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力,因此所有人都想参与进来。”

III.

如今,杜德纳每天都在自己景致极佳的办公室内辛勤工作。从窗口望出去,旧金山湾的全景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优雅古典的大理石钟塔尽收眼底。今年春天我去采访时,她的丈夫杰米·卡特(Jamie Cate)刚在办公室内吃完午餐。专门研究蛋白质构造和生物燃料的卡特是一名生物化学家,他马上要去芝加哥进行演讲。卡特几年前向学校提出了更换办公室的申请,希望能在杜德纳隔壁的办公室里办公。这对夫妇有一个 13 岁的儿子,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同时出差。但是最近,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实现这个目标。卡特翻着白眼说:“我太太的日程安排实在太满了。有时候,在隔壁办公是我们实现日程协调的唯一有效途径。”

杜德纳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身材高挑的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气场:与她交谈时,你会觉得对面坐着的是一只苍鹭,它的目光锁定了即将被吞入腹中的肥鱼。我采访过的科学家里,几乎所有人都提到过杜德纳拥有不可思议的直觉。不止一个人说,她有着能精准发现问题的“某种第六感”。蒙大拿州立大学的教授布莱克·温德海夫特(Blake Weidenheft)曾经在杜德纳的试验室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能发现变革性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的人。可是,当你环顾四周想要弄明白从何下手时,你根本不知道哪条路会带领你走向突破性的科学发现。杜德纳就擅长在众多线索中找到通往成功的道路。”

杜德纳很小就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的父亲马丁(Martin)得到了一份夏威夷大学文学老师的工作。因此他们全家搬去夏威夷州的希洛市(Hilo)。杜德纳的同学丽莎·特维格-史密斯(Lisa Twigg-Smith)说,当年的希洛盛行“糖料种植园文化”——多民族,以蓝领阶级为主,生活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头金发且热爱学习的杜德纳显得非常出众。“我有点像书呆子,是让人讨厌的那种类型,”杜德纳表示,“而且我喜欢数学。人们经常拿这件事取笑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被抛弃的人。”

六年级时,杜德纳开始和特维格-史密斯慢慢熟络起来。两个姑娘都住在房屋密集的社区内。用特维格-史密斯的话说,社区内“许多房子的外观都一模一样”。这个社区虽然新建成不久,但却坐落在荒凉的乡村地区。放学后,特维格-史密斯便骑着自行车去杜德纳家找她,然后两人一起去通往附近甘蔗园的道路上玩耍。希洛地形崎岖而植被茂盛,长满蕨类植物的陡峭熔岩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看不见熔岩,有的只是被水淹没的草甸和一丛丛的杂草。

特维格-史密斯说:“大部分时间中,我们都边走边观察,就一个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我们追踪野猪留下的痕迹,也观察各种事物,比如开满花朵或者长着蘑菇的苔藓。”四处漫步期间,杜德纳渐渐对一种当地人称为“睡眠草”的含羞草产生了兴趣。这种植物的匍匐茎多刺且坚硬,但叶子却出人意料的柔软。轻轻触摸叶片,它便会折叠闭合起来。杜德纳回忆说,自己当时被彻底吸引住了。令她感兴趣的不是“睡眠草”,而是它的防御机制。“看着睡眠草,我不禁开始思考: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叶片被触摸后,它体内的化学物质出现变化,因此叶片才会闭合。但出现变化的究竟是哪种化学物质?我想象不出来。”

专门研究真菌的生物学家唐·赫姆斯(Don Hemmes)是杜德纳父母的朋友。在他的鼓励下,杜德纳整个夏天都泡在赫姆斯的试验室里。她会采集样本并将它们放在树脂玻璃片中间,然后在电子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虽然很多青少年都觉得这是很单调乏味的事情,但杜德纳却沉迷其中。“我对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期待,”她说,“我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就像是知道自己今天能揭开一个谜团。”

杜德纳告诉我说,从一开始吸引她的就不是自然界的强大力量,而是它们背后隐藏着的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比如让“睡眠草”魔法般闭合叶片的分子链。从很多角度来看,她都不太可能成为遗传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开发出 Crispr 技术之前,杜德纳几乎没从事基因编辑工作的经验,也从未进行过针对人类或者动物的研究。她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不同类型 RNA 的结构和功能。虽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知名度很高,但她的研究成果非常深奥难懂。即便是科学家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一位科学家表示:“杜德纳研究的领域比较小众。要想做出成果,你必须非常耐心细致。”

杜德纳在研究生阶段开始研究 RNA 时,人们普遍认为 RNA 的主要起到中间人的作用:DNA 解旋时,RNA 会复制由一个特定基因决定的 DNA 编码顺序,然后将所获得的信息转运至细胞中制造蛋白质的部分。在这里,细胞将以 RNA 复制的信息为蓝图,重新将氨基酸组装起来。虽然大众的注意力和科研经费都集中在基因测序这样我们耳熟能详的问题上,但生物领域发展的方向还是很快就出现了巨大变化。令所有人震惊的是,RNA 的种类比研究人员预想的更加丰富,功能也更加强大:人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种不同类型的 RNA,有的具备激活或者关闭基因的能力,有的可以通过干扰侵入者遗传机制的手段使侵入者失去能力。DNA 是承载着有我们所有基因的图书馆,RNA 则更像是一队活力十足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不断巡查着一摞摞的图书,对不同的图书进行编目分类。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期间,杜德纳因为成功绘制出名为“核糖酶”(ribozyme)RNA 的结构而名声大振。通过旋转盘绕,核糖酶 RNA 能使不同的原子相互接触,进而催化化学反应。一般而言,想要弄清楚核糖酶这类分子功能的研究人员会辛苦地追踪原子之间个别的相互作用。担任杜德纳博士后导师的汤姆·切赫表示,这个过程就好像在不同树木之间苦苦寻找道路的你想要在夜间绘制出整个森林的地图一样。

如果能拿到核糖酶的高清图像,研究人员就可以避开复杂费力的追踪过程。不过,没有人能拍出这类的高清图像。切赫说,当杜德纳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时,科学家只成功绘制出一种 RNA 的结构——那种 RNA 更小更简单,但还是耗费了科研人员 20 年的时光。在大部分人看来,绘制出核糖酶这样复杂分子中所有元素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切赫所言:“如果当时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科研经费,他们肯定会狠狠嘲笑我们一番。”

经过 3 年的努力,杜德纳和她的合作伙伴终于取得了成功。切赫说:“他们基本上证明了人们原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绘制大型 RNA 分子 3D 结构——其实是可能实现的。”杜德纳的成功让研究人员们震惊不已,也开启了日后繁荣发展的 RNA 成像时代。“她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实验,”切赫表示,“从研究早期开始,她就有着解决令人生畏难题的天赋。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为 Crispr 的问世做准备。”

IV.

2012 年,杜德纳创立了致力于研发生物科技的卡里布生物科学公司。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杜德纳一起参加了一场公司内部会议。和其他试验室完成的数百项研究一样,该公司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改善 Crispr 技术以及减少“偏离目标”的问题,它指的是 Crispr 机制在错误的位置剪除了基因。

为了充分了解 Crispr 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滥用该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参议院专门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开会的那天早上,杜德纳刚在参议院委员会的结束作证。一位博士后介绍了培育携带有与人类肺癌有关基因变异小鼠的试验过程:利用 Crispr 技术将基因突变编辑到可被小鼠感染的病毒之中。如此一来,科研人员便能以更快的速度培育精准度很高的肺癌小鼠模型,从根本上加速研究的进程。这既令人兴奋也令人警醒。正如杜德纳所说,设计导向 RNA 时犯下的一个小错误便可能导致携带有相同致癌突变的病毒进入到人体肺部之中。她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说:“每天安排手下学生完成类似工作是一件非常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Crispr 技术能实现很多宏伟的目标。”虽然 Crispr 技术让大量此前不可能完成的试验成为了可能,但它的低门槛也同样使得所有人都掌握了完成生物科学试验的能力。

比如,就在今年三月,研究人员找到了利用 Crispr 技术创造“诱变连锁反应”(一种能够加速突变物种形成的过程)的办法。这个连锁反应机制具有可遗传性,因此科学家认为它同样非常危险:一旦拥有诱变连锁反应机制的基因外泄,全世界的所有动植物最终都将携带这种突变。

即便在基因编辑技术发展早期,人们就有着类似的争论,杜德纳也对此相当关注。2012 年,在 Crispr 技术问世的几个月后,她就组织了一场在加州纳帕召开的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这一新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杜德纳表示,当时科学家们担心有人会在 Crispr 技术完善之前利用它对人类胚胎 DNA 进行编辑。今年四月,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 Crispr 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成功修复了导致潜在致命威胁血液疾病的基因。不过,他们使用的胚胎无法进一步发育成人。如今,美国已经自愿暂停类似的试验项目,而欧洲也对这类项目设定了严格的监管规范。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最近申请对人类胚胎开展基因编辑。他们认为,这类试验能让我们“充分了解人类早期发育的过程”。

在试验室利用 Crispr 技术研究胚胎发育是一回事,培育改造过基因的婴儿并使之长大成人是另一回事。(完成修复患者基因突变的基因疗法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三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杜德纳告诉我,实践中人们很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安全地掌握胚胎的 DNA 编辑技术。但她也指出,编辑胚胎基因的前景巨大,因为经过改造胚胎发育成的婴儿不再携带有致病基因,而这正是 Crispr 技术最大的潜力所在。一位携带有 BRCA 乳腺癌基因突变的年轻女性给她发来邮件,询问能否利用 Crispr 技术防止自己将该突变遗传给子孙后代——这不是在试管中筛查胚胎,而是从孩子的基因序列中将基因突变彻底剪除。“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你会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能让一个人的生殖细胞和子孙后代都不携带有某种致病基因突变会怎样?Crispr 技术一直是风险与收益同在,”杜德纳反思道,“它什么时候才是弊大于利的?”

其实,人们已经在激烈讨论是否不应该将包括耳聋在内的某些特质看成是残疾缺陷,而应该将其视作展现人类多样性的宝贵来源。(神经多样性运动[neurodiversity movement]也提出,阿斯伯格综合症就反映出了人类多样性。他们认为,患有此病的人不需要治疗:他们只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来看,这种思维模式也不一定就是坏的。)同时,我们还要面临另一项巨大的挑战:培育第一个经过基因改造的人类时,我们必然会遇到不可避免的内在风险。研究人员肯定会努力工作——比如在人类胚胎和包括灵长类动物在内的多种动物身上广泛测试 Crispr 技术——尽可能降低风险,但我们不可能预见到每一个可能犯下的错误、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和计划外的结果。

即便胚胎编辑最终具有了现实可行性,我们仍旧要克服很多其他障碍。而且,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创造出类似的基因改造工具。真正的难题在于,我们要判断:到底什么时候,改造基因的潜在好处——比如,未来的孩子不会患上 H.I.V. 或者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几率降低——要大于其弊端。

虽然目前来看,编辑胚胎依旧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杜德纳认为这一天其实很快就会到来。“有位参会的科研人员中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因为伦理道德原因而不得不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她在纳帕举办的会议上说道,稍作停顿,“正因如此,我们才不应该停下探索的脚步。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基因编辑技术。”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Ashley Mackenzie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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