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区分“可信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难,每个人的成本都在增加_文化_好奇心日报

Michelle Dean2018-02-10 06:49:01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对世人发声,说出真实的情况。但同时,也更容易对世人说出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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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大约 20 年前,了解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靠双手双脚才能完成的艰苦经历。我一大早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靴子,踩着雪吃力地向图书馆走去。我查阅了书库,把那些比我年龄还大的书抽取出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思考过这些书的权威性究竟如何。毕竟,它们出现在这里,出现在图书馆——而我们一贯接受的教育让我们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可信任”的权威机构,那些出版过书籍的作者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值得信任的,那些阻碍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广泛传播的障碍也都已经被清扫干净了。

当时,把互联网作为提出任何观点的权威来源——无论是出现在论文中,还是仅仅在交谈中——都会让你在一片哄笑声中落荒而逃。 在 1998 年、2000 年,甚至在 2005 年,互联网都离现实生活还很遥远;在政治或经济领域中几乎无足轻重。过分乐观的预言家们,像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和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这样的人物都坚称,终有一天互联网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1996 年,巴洛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里激动地写道:“我们正在创立一个新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无论这种信仰有多么古怪,人们都不用担心被胁迫保持沉默或屈从。”

巴洛说的并不完全是错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表达自己信仰的世界,有些信仰确实挺古怪的。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公众生活教会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现在公共领域已经开放给了任何人。权威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传播而且易燃的东西,就像喷漆一样。把你的观点输入到网络中,就是把你自己曝光在世人面前。你可能因此遭到言论攻击,但至少你有了一个关注者。

2012 年,电视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在 Twitter 上写道:“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提供者’曾经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证明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我们新常态的一个标志,难以置信的信息突然间变得有些可信起来。

多年后的今天,带有特朗普通俄原始情报的“斯蒂尔卷宗”(Steele dossier)时而被视为“比以前更可信的”文件(参见去年秋季出版的《华盛顿月刊》),时而又被称作是“诚信正在崩塌”的文件(参见上月出版的《纽约邮报》)。

从权利的层面出发,据说,某些国家的最高执法机构遭遇了“公信力危机”(《每日传讯》[Daily Caller]指的是 F.B.I.)或者“诚信问题”(《华尔街日报》指的“通俄门”专项调查组的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对显要人物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及罗伊·摩尔(Roy Moore)不端行为的指控,他们过去的盟友均失望地宣称,这项指控是“可信的”。在《火与怒》(Fire and Fury)一书中,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对特朗普当政初期的叙述让有些人觉得非常可信;而沃尔夫本人却给人留下了相反的印象。当特朗普驳斥这本书纯属一派胡言的时候,沃尔夫是这样回应的:“我的信誉正受到一个信誉度极低的人的质疑,他的信誉度比任何一个曾经来过地球的人都要低。”

任何事都可以拿来做一番前所未有的争辩,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在亲朋好友中引发一场口舌之辩。日复一日,各种评论接踵而来,我们生活在一种烦躁易怒、疑惑不安的状态中。

互联网一直以来都是铁杆粉丝、卖弄学问的学究、阴谋论者和网络斗士的安乐窝,但他们的精神慢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总统会通过 Twitter 管理国家事务。更重要的是,他会把以某种方式在互联网中混淆视听当做其政府的一个重要特质,喜欢随意改变方向,不断让人猜测。据说,有一天他恶语中伤了几个国家;第二天,当时在场的人都予以否认,或者坚称他只是在描述这几个国家时讲了其他粗话。这个国家现在处理事务的方式就像对待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留言板上的争论一样,不断地争吵、逆转和修正。

《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阐述了这种习惯所造成的“信誉差距”。在国际关系的基本条款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被认为有可能采取行动会带来危险,会迫使国家之间签订外交协议,而对美国来说放弃信誉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冷战时期,“可信度”是核防御无休止的争辩中的主要依据,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实际使用过的武器。(如果你的武器用于作战——而且你有能力防御自己不被报复——那么你就可以说是拥有了“可靠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这个能力的影响力有可能比导弹本身还重要。)

可信度在国内也很重要。在美国政府关门三天的混乱局面中,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抱怨政府在边境墙的谈判中时常变换目标,这次说斥资 180 亿美元,下次又说支出 330 亿美元。当着一群记者的面,格雷厄姆失望地爆出一句:“那是不可信的。”

可信度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些信仰才能获得可信度。毕竟,“可信(credible)”这个词的词根就是拉丁语中表示“信仰”的词。亚里士多德认为,激发这种信仰的最好方式就是看起来像一个好人,他在《修辞学》中这样写道:“说服是通过说话者的个性来实现的,某段话以这种方式说出来,目的是让我们觉得说话者是可信的”。听众们倾向于相信那些已经获得自己认可的人。

民众对政治人物通常并没有什么好感——至少现在不是了。这种状况往往会归咎于水门丑闻,但尚不清楚在这之前美国民众是否相信他们国家的政客。十年前,“信誉差距”一词被用来形容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打的包票(胜利指日可待)与实际情况(很不一样)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前,许多美国人已经准备相信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所言:隐藏在美国政府里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泛滥成灾了。

水门事件让我们看透现实中的政治阴谋有多么胆小懦弱——比如说,总统计划干预某次 F.B.I. 调查时会自行录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不过,要发现细节则需要询问几十个人。前白宫律师约翰·迪恩(John Dean)的证词可信吗?1974 年 5 月,共和党参议员洛厄尔·P.维克(Lowell P. Weicker)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告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真正有问题的是“美国总统的公信力”。但即使在今天,尼克松基金会(Nixon Foundation)网站上仍专门贴出长篇大论,用有些夸张的论据来攻击迪恩的“可信度”。

现在,每个重大文化事件的相关信息都会快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影响之大、速度之快,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辨出真伪。

重大伤亡事件特别容易成为信息混乱中的爆发点,专业及业余的记者们在谣言和受伤民众的只言片语,以及不完整的视频短片、让人惊恐不安的 Twitter 帖子和对第二名枪手的指控中进行筛查,试图找出可靠的信息。如果凶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作案动机的线索时——比如去年的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任何人都可以跟进案件,推测凶手的杀人动机。

就在上个月,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表示,他已经收到与枪击事件有关的“可靠证据和可靠情报,认为恐怖分子已经渗透到了南部边境”。几乎没有新闻媒体相信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与这种说法本身都不同寻常:现在我们会审视当选议员发表的惊人言论,话一出口,我们立即对其可信度大打折扣,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开。

如今,议员们相互之间也是这么做的,围绕着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编制的一份私人备忘录的声明展开详细讨论,内容要么是泄露有关滥用政府监视这个令人震惊的信息,要么是有误导性的、带有政治动机的无稽之谈。

然而,那些曾经看似处在信誉边缘的许多观点现在却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这个新出现的信息无序状态中的确释放出了某些信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对世人发声,说出真实的情况。但同时,也更容易对世人说出假话。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灯火通明的图书馆,脚踩在地上,书在我面前,权威的至高无上是如此完好无损。似乎在什么是值得相信和什么不值得相信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恰恰与现在的感受截然相反,现在每天早上滚动播放着新闻,甚至在你喝咖啡之前,这些不可相信的信息就尖叫着扑面而来。

例如,你正坐着吃早餐,这时你的手机震动了,你从最可信的官方渠道获悉:“弹道导弹威胁将降临夏威夷。请立即寻找避难所。这不是演习。”38 分钟后,你发现这是一次误报,是有人点击错误造成的。错误信息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甚至是我们认为最可信的政府。


翻译:熊猫译社 胡敏

题图版权:Derek Brahney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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