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的新书,深描了日本剧变时的新中产阶级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7-05-24 17:23:30

“缺少清晰的、被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导致人们愿意甚至非常急切地质疑传统信仰中最基本的方面,并思考西方价值观中什么元素最值得日本学习。许多人急于质疑以往他们可能会不假思索接受的权威观点。”

作者简介:

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 —):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继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1998 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 2013 年 3 月 23 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2014 年福冈亚洲文化奖获得者。

傅高义于 1963 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凭借此书从社会学领域转身,此后专注日本和中国研究,又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东亚研究的扛鼎人物。主要作品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朴正熙时代》《重振旗鼓》《日本还是第一吗》《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等。

书籍摘录:

中文版序

这本著作是根据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我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所做的一项研究写成的,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

当然,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的前妻(她现在已经离世)在波士顿地区研究美国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此后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个当地街区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儿多年前也在这里住过,他们的房子离我们的咫尺之遥。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访谈妻子,我则访谈男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周都去这六个日本家庭访谈,我们的儿子则在当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儿园里开始接受启蒙。就这样,我们和访谈对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现在仍然在世,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也一直和这六户家庭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儿孙绕膝的祖辈。

我们发现这些人家的丈夫都为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日本人称之为“工薪族”,社会学家们则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来自:亚马逊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描述了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抚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

和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大相径庭的是,日本的妇女都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称其为“职业主妇”,因为她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扮演着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工作。这使得她们的丈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并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

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们备考,以便他们能够在学业考试中出类拔萃。日本人流行“教育妈妈”一词,因为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孩子成就学业。

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全然拒绝了二战时期及之前盛行的军国主义精神,他们致力于世界和平。因为中国人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有过亲身接触,十分自然的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会将日本人视为军国主义者。不过,如果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将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放弃军国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话,日本人是愿意与中国人做朋友的。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

傅高义

二〇一七年春

来自:亚马逊

第七章 基本价值观(节选)

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未必真心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观点,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还是提供了一个业经整合的价值观系统,表达了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赋予他们存在的意义。与此相似,西方国家的公民也会指出,民主和个人主义是体现于其生活方式中的基本准则。与此恰成对照的是, M町的居民却没有一个能够体现其基本信仰的清晰的思想体系。晚近以来社会的迅速变迁削弱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信仰,却没有出现具备一致性而又被广泛接受的新型价值体系。就像许多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对战败的反应是,并未对其进行严肃的重新审视就再次高举起了战前的价值观大旗,而绝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则是质疑自己的人生观,忍痛予以反省,却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儒教和神道尽管在战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现在却被视为“封建主义”的过去,并因与二战期间军国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的联系而遭受污名。今天, M 町已经很少有人不加修正地完全接受这些观念—例如,很少有人相信丈夫应该为了上司而牺牲家庭。另一方面,许多 M 町的居民相信,尽管民主和个人主义能够指出通向新的价值体系的道路,但它们经常也只被用作自私自利的借口,因此无法成为道德观的坚实基础。例如,人们无法接受那种以个人为中心却忽略年长父母的个人主义哲学。一些年轻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 M 町居民被改良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但马克思主义的诉求看上去过于严苛和绝对,对绝大部分 M町的居民而言并无吸引力—比如,他们不可能赞同镇压匈牙利暴动的方式。

缺少清晰的、被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导致人们愿意甚至非常急切地质疑传统信仰中最基本的方面,并思考西方价值观中什么元素最值得日本学习。许多人急于质疑以往他们可能会不假思索接受的权威观点—比如,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必要性,而这在以前接受起来十分自然、在所难免,甚至构成了日本人的基本特质。人们也质疑象征着传统价值和地位高低的传统礼仪有无必要保持。不只是男性,女性和儿童以及雇员都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对传统实践提出了疑问。

尽管人们现在仍在讨论这些问题,但已经不像战争刚结束时那样普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尽管缺少清晰系统的价值观,但实际上 M 町的居民对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已形成高度共识。许多与精神探求有关的讨论建立在何者值得追求的共同假设上,而这些精神探求通常也只是试图寻找一套价值体系,以使这些已被广泛接受的假设能够获得清晰和合理的阐述。一旦形成了关于价值目标的有效共识,价值观的模糊与缺乏系统性就不再会像其他情形下那样,会继续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人每天忙忙碌碌,没工夫担忧怎么发展出一套整合的生活哲学。

傅高义,来自:harvard

也许由于战前灌输的价值观业已幻灭,一些人甚至对任何意识形态的正式言说都感到怀疑,似乎意识形态天生就是过时、迷信、专制或是误导民众的。许多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没有特定的价值观,并解释说其行为不是源自信念和价值观,而是来自局势或者习俗,似乎他们没有把习俗内化一样。也有许多人热切地讨论生活中的各种哲学,好像哲学与个人信念没有什么关系。例如,人们会说,在过去的日本,信仰是这样或那样的,但是在当代的日本则不再如此。他们比较美国的民主和欧洲的存在主义以及日本传统,但当他们说到这些时,就好像他们和自己所谈及的关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相干的。他们可能会说“日本人的观点是……”,或者“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再或“现代的日本人认为……”,而很少有人会说“我们(或者我)认为……”,或者“我们确信……”。

对“什么是值得拥有的”这一问题存在内在共识,使得人们能够容忍正式而完整的共识表述的缺失,但这种缺失也的确给 M町的群体造成了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群体中新成员的社会化问题,因为在某个思想体系中缺乏明确奉行的信条,也就没有清晰的基本理论去回答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缺乏基本准则,对群体的忠诚只能通过信条和个案来传授。概念不是通过统一的信条代代相传的,而是通过描述、故事、民间传说以及谚语来传承的。例如,在四十七个浪人为他们的领主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中,就蕴含着在道德上忠于主人或群体的教化之意。每年一度的男孩节,纪念的是一个名叫弁庆的英雄,一个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主人的武士。类似的民间传说褒扬那些地位尊崇却为集体牺牲自我的人。例如,有个故事讲述说,富裕的领主放弃了他的土地,以使一条河流可以改道而拯救他所在的村庄;又或者,故事讲述一个人在自己山顶的房子上放了把火,吸引海边那些没有注意到威胁生命的巨大海浪正在袭来的人注意,这样就能够给予他们警示。尽管年轻人最终能够从这些缺少明确信条的故事中获知价值观,但如果一个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提出疑问,人们却很难给他毋庸置疑的答案。

许多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没有得到道德守则的教化,一些人公开支持把传统道德教育重新纳入学校教学体系的运动。即使是不太保守的父母也担心,今天没有像自己那样得到道德引导和规训指导的孩子们,会无法承受未来的艰难。许多父母相信,正是严格的道德训练,以及苦难经历给了他们强壮的道德神经,自己才能够在重重威胁中幸存。但他们担心,由于缺乏坚实的道德基石,自己的孩子会被时尚和虚妄浮华所吸引。一些观察者注意到,父母的观点中存在合理化自己所遭遇的苦难的倾向,但有很多论据来支持另一论点,即年轻人更喜欢追逐时尚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一些寻求解释的年轻人曾有过尝试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另一些人则坚定地信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有一些人信奉虚无主义,反对任何教条。更多的人也会倾听和讨论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却无法对其中任何一种坚信不疑,因为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主义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给出让人满意的标准答案。

来自:pixabay

清晰表述的价值体系的缺失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群体在控制越轨者时遇到了困难。一些有能力的人会公开批评其他成员的无能,一些人在得到群体成员的帮助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感激,一些人说其他成员的闲话,一些人表现自私自利,一些人的行为僭越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些越轨行为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让其所在的群体疲于应对。从长远来看,绝大部分群体具备有效的手段,能够对这类越轨者施加社会压力,但在越轨者头一次对群体的某些假设表示怀疑时,群体并无确凿无疑的答案。而且,群体不仅仅只是无法回答越轨者的疑问,除此之外,越轨者的挑战行动同样也会经常给其他成员带来疑虑:反对他的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合理?群体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有效抑制越轨者所造成的威胁。

最后,缜密价值体系的缺失会带来一些与此相关的不满情绪。对那些与群体联系紧密的人而言,群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意义和目标,但那些处于群体边缘或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却没有这一目标感。在当代 M町,当越来越多的人与各类群体、各种思想接触之后,对缺乏这样一个能够引领他们应对各色状况的更高、更具整合性的目标都深感不满,但同时,这种不满还没有严重到让他们去奋力寻求一个更严密完整的价值体系的地步。

在 M 町,非正式的价值观共识提供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取向,因此在细节中详察这一共识就非常重要。必须承认,试图清晰地描述一个尚未获得明确阐释的共识,可能会冒较大的出错风险,也无法像正式信条那样提供让人信服的阐释。

但是,通过对不同人及其行动中流露出的、具体表达其价值判断的信仰模式抽象化,确实能够基本了解此价值体系的大致轮廓。对于他们的价值观,尽管 M町的居民众说纷纭,但对一位西方观察家来说,有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特征至关重要:那就是忠诚和能力。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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