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厢情愿”的保护者和不堪忍受的村民,深圳市中心这个 500 年的村子,拆还是不拆?_文化_好奇心日报

徐雪晴2017-05-16 14:30:47

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城市机能的一部分,也是不受待见的贫民窟。

1993 年起就住在深圳的天津人杨阡带朋友认识这座城市时,总会从两个地方的对比开始:东门老街开出的中国第一家麦当劳,以及距离老东门商圈不到一公里的湖贝村,因为两者“一对比,就能看出来深圳的历史跨度”。

这个历史跨度大约是 500 年,也是湖贝村发展至今的时间。不过虽有“文物”之名,湖贝村却只有“城中村”之实。原本的古村随着城市化进程被高楼大厦包围,房屋破旧,租金廉价,多数毫无家底的新移民以此为落脚点,而村里原本的住户能搬则搬。历史早已变得一言难尽。

位于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的麦当劳于 1990 年 10 月 8 日开业,是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来源:新浪
在位于东门商业步行街与湖贝村之间的一处地点遥望湖贝村,会发现它被四周的高楼所淹没
湖贝旧村近景(来源:rubbleurbanism
湖贝旧村近景(来源:rubbleurbanism

深圳原本有许多城中村。根据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主任杨晓春提供的数据,1992 年深圳市有大约 1200 个古村落,邓小平“南巡”把深圳列为改革试点城市之后,到 2012 年时,这一数字就变为了 200,而在三年之后的 2015 年,尚存传统风貌的老村只剩下了 150 个。

有本叫做《未来没有城中村:一座先锋城市的拆迁造富神话》的书记录了城中村快速消失的过程:从 2006 年到 2010 年,深圳用“推倒重来、局部改造和综合治理”这三种方式,以“彻底杀死这些不良生物”为目标,试图“为深圳城市化的进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992 年,地处罗湖中心商业地带的湖贝村湖贝旧村被纳入罗湖区旧村改造范围,但因为面积大、牵涉人员数目众多,一度没有找到合适的改造承接商。

2011 年,央企华润置地与罗湖政府签署协议,打算将整个湖贝片区改造成“一个集购物、办公、酒店、公园和公寓为一体的综合性娱乐中心”。次年的表决大会,超过 97% 的湖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民(即湖贝村村民)通过该方案。

杨阡与湖贝村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联系:2016 年 5 月,项目正式启动,罗湖区随后召开的“湖贝片区城市更新方案专家评审会”却引来争议声一片——由于旧村保护面积仅有 6000 平方米左右(不足旧村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大多数专家对方案投了反对票。

事情很快引起了《深圳商报》等媒体的大量报道,在一波波要求重视古村落文化保护的舆论浪潮中,吴良镛等几位院士写信给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要求保留湖贝古村,马兴瑞在 6 月 28 日视察了湖贝古村后,要求要实现保护与改造的双赢。

7 月初,包括杨阡在内的深圳文艺、社会研究与规划建筑界的人士共同发起了“湖贝古村 120 城市公共计划”,并发布了“湖贝共识”,要求对湖贝古村进行保护。 深圳当地关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 NGO “土木再生”,发起“湖贝请留门”活动,为来自深圳内外的研究团队展开对湖贝村旧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信息共享平台与支持。

湖贝村的动迁就此被搁置下来,并成了一个“改造不行、不改造不行、连商量如何改造本身也不行”的尴尬局面。无论从哪个参与者的角度看——政府、开发商、保护人士和居民——湖贝村都成了一个死结。

危房

湖贝村足够老了,你从房子本身也能看出来。

许多房屋由于过于低矮和陈旧,被沿街的商铺和高楼所淹没,只有在村庄边缘地带的道路上行走,仔细留意夹在店铺之间的狭窄过道,才能从中窥探到村庄的结构。

从围建在村庄边缘的海鲜排挡、餐馆或各类商店之间的岔路进村,你会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整座村庄分为东西南北四坊,占地约 7.8 万平方米,东、西、北三坊多为后期加盖的、六七层高的握手楼,南坊则最为老旧,房屋只有一两层楼高,多是于清末时期建造的砖木结构瓦房——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南坊的居民有不少已移居海外,无法进行抢建抢盖,大多数旧房就以原貌保留了下来。

在位于湖贝旧村南坊南侧的湖贝路上行走,可以通过位于商铺之间的窄路走入村内
临近湖贝路的怀月张公祠,被商铺所遮挡,如果不留意很难被人注意
怀月张公祠的屋瓦与房梁

如果假以保存,这个地方或许会成为一个有浪漫色彩的存在。不过 1999 年,深圳市政府发文规定,不准对城中村进行私自改造,要改造必须先申请。这倒是制止了加盖现象,但同时也让居住者失去修缮房屋的权利。用现年 72 岁的湖贝村村民张炜良的说法就是,“我们又不能去搞它,那就只能放在那里,就只能出租啦,如果万一房子倒下来,出事了怎么办,政府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

张炜良是湖贝村村史的编撰者之一,也是拆迁的支持者之一。

“我们这个地方真是破烂不堪的啊,巷道窄,房子破破烂烂,主要是潮汕那边的人住在那里,现在给我们回去住,都适应不了了,很多房子连窗户都没有,怎么住?”

据张炜良说,村里的居民在 80、90 年代逐渐富裕后,先是盖起了湖贝新村,之后又搬入了配套设施更为健全的商品房。他自己把湖贝村两间合起来约 20 多平方米的房子,以每月一间 400 元的价格出租,但也为它岌岌可危的状态担心不已。

2003 年,南坊的一处出租屋中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火灾,一名 8 岁女童丧生。2011 年,南坊再度发生重大火灾,造成 2 死 1 伤。

“南坊拆,大家肯定都同意啦。”张炜良说:“反正就是给村民赔房子,保留也好,我们也可以让子孙看到旧村的面貌,你拆掉重建,有个旧村的样子,赔偿就行。”

从 2000 年初就从潮汕一带来到深圳打拼的方先生,在湖贝旧村开了一间小卖铺,生意平淡,并未如当初所料闯出一片天地。他笑称经过这么多年,已不觉得在外漂泊有什么好的,如果房子要拆,可能会直接返回老家,“在深圳,没户口,孩子上学还很麻烦,消费又高”。

在逼仄的巷道中行走,抬眼能看到罗湖商务中心镀金的楼顶,这座由罗湖区委、区政府发展物业经济精心打造的“精品工程”,是“金色罗湖”的标志,也是深圳标志性建筑之一。
在旧村的边缘地带,抬头可见的高楼总会给人一种“快要压下来”的错觉
湖贝南坊的部分楼房被加高到了两层

保护

杨阡是个自由艺术家,身份很多,是深圳胖鸟剧团的艺术总监,在深圳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视觉创意和艺术史,也是湖贝村最活跃的保护者。

杨阡很清楚张炜良等村民的想法。“村民、租户的想法肯定会和我们不一样。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你不允许村民们发展自己的生态系统之后,那村民们就只能拿出自己的资源,以未来的时间去赌,来和你们交换。”

杨阡认为,政府早期对基础建设的不作为、后期对房屋修缮的管制是造成如今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纵使湖贝村已经破落至此,他也认为这个地方有它不可抹杀的价值,而后者,恰恰是开发商、政府和居民都没有意识到的地方。

“城中村是落脚城市最基本的跳板,城中村没有门槛,位置在经济繁荣区,天然地帮助了想在深圳落脚的人。深圳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给人机会,而城中村提供了一个空间。像在北京,大家都得住到 5、6 环之外,参与城市是有成本的。但是深圳城中村的这种格局是能够帮助到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的,是多元化而不是均值化的,这种情况对城市的发展帮助很大,就像植物一样,杂木丛生,生态会比较健康,因为实现了某种平衡。”

包括杨阡在内的保护者们把湖贝村看成一种象征,其目的是探讨“城中村”的意义,以及如何让它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换句话说,保护者也支持城中村的改造,但并不支持眼下的改造方案。

2016 年 7 月,罗湖区再次召开了专家研讨会,表示会对“湖贝旧村在较大范围进行保护”。8 月,负责湖贝村旧改项目设计的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深圳公司给出了新方案,指出老村保护的范围约为 12300 平方米,其中原址保留区域约为 10000 平方米,风貌重建区约为 2300 平方米,其中三纵八横的街巷格局将被保存。

在 2017 年 2 月发出的最新方案中,湖贝古村的保留面积被初步认定为 10350 平方米,这一范围之外的建筑将进行拆除重建。在被编入《湖贝村村史》的改建蓝图中,被保留下来古村建筑周围,将立起更多的高楼,临近旧村的罗湖文化公园将会被变成一个拥有屋顶花园的高端商业综合体,整个片区的样貌都将变得不同。

这张图也被华润置地引到了一块展板上,摆放在罗湖文化公园附近

事情似乎在第三方的努力下得到了推进,但杨阡认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这种方案只是单纯承认了湖贝村 500 年历史的浪漫一面,而抹去了“城中村”的功能意义,即为居住其中的租户提供便利。

土木再生的研究员万妍和杨阡的想法相似,她认为对于城中村的改造,应做到的是“保留社会生态,不让租金高档化”,城中村的“生态很丰富”,存在着海鲜市场和各种小经济,而一经重新规划,这样的生态将被破坏,而同一地段能够容纳的人口就会变少。

“原先能住 6 万人,规划后只能住 1 万人了,还有 5 万人可能要被排挤到城中村以外、租金更高的地方去,有些人可能会因支付不起居住成本,搬离到更远的地方甚至离开深圳”,在万妍看来,最终的结果就会使“深圳市的发展变得不可持续,生活成本高,企业用工成本也会提高,这是系统经济的问题”。

“深圳最贵的地产华侨城,隔了一墙就是白石洲。像之前的高科技区,那边有大冲,大冲拆了,如果白石洲再拆,高新科技园就要完了,因为人工费就得上去。”杨阡说。

500 多年的村史,在杨阡等人看来,“恰好可以给大家一个坐下来谈谈这件事的可能性”,湖贝不会像其他城中村一样不经考虑就被快速抹去。眼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在深圳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仍能保留这样一个空间……我们能否将其转化为一种价值,就是凡是可保留的(城中村),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途径继续保留”。

“深圳之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奇迹,除了历史和政策的原因,也和城市的这种生态有关,深圳或许是唯一对移民没什么障碍的城市,它没有阶级固化,还保留了起起伏伏的可能性。”杨阡说。

对话

湖贝村的存在,可以解释深圳为什么叫做深圳。

根据《湖贝村村史》的记载,如今的东门老街,在明清和民国时期都为湖贝村所有。为了各村物资交换的便利,人们曾在湖贝村、南塘村和新屋村之间的农田空地上摆摊设点,慢慢形成了一个小集市——“墟”。由于集市西边有一条较深的水沟(水沟也被称为圳),因而人们把这个集市命名为“深圳墟”。

当时的深圳墟大致以现在深圳市的解放路为中轴,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东门的商业最为发达,人们多会去东门购物,因而东门便成为了深圳墟的代称。

东门商业街有近 300 年的历史,如今具备历史性的物质见证仅剩湖贝旧村的瓦房。无论从城中村留存还是从历史保护的角度,湖贝都具有代表性。

然而在这场关于湖贝旧改的讨论中,如今生活在村中、想要以其为起点在这座城市造梦的租户们,从一开始就未被纳入其中。尽管杨阡、万妍等讨论者,极力想要通过湖贝的案例改变政府、开发商,让他们重新重视这些推动城市发展的劳动力,但是即使连这些租户自己,都未曾想过这些循环往复的问题。

湖贝村中居住的租户,多来自潮汕地区,在村子内外经营着各种生意。早上五六点,是贩卖海鲜的商户最忙的时候,他们来往于运送海鲜的卡车与湖贝村一侧的东门海鲜市场之间,泡沫箱和塑料箱在搬运的途中流出带着腥味的海水,铺满了路面。全天都能在村子里打上照面的,是那些推着小推车在街头巷尾运货的工人,窄窄的巷道,大多只能通过一人,在巷子的一头看到送货工人,可能就得换条小道行走。

晚上,在幽暗的巷道中顺着抢眼的灯光找去,就能发现一条美食街。陆丰咸茶、潮汕砂锅粥、水果捞、烧腊、卤味、麻辣烫以及各类海鲜……不同的食摊前挤满了人,街道转角稍微宽敞点的地方,都摆满了桌椅,不相识的人拼着坐在一块儿,享用着各类食物。

潮汕居民晒着的虾干

杨阡在工作之余总往城中村跑,带朋友到处走走逛逛,偶尔“闯”进人们的家中探探新奇,到了晚上就找处小食摊,坐下来喝酒。但在保护湖贝村的过程里,他和这里的人展开的沟通,却十分有限。

“专业圈自己的表达不足,用的都是专业的方式来表达,第二是他们没有精力做专业的转述,或做长期的沟通,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NGO 土木再生的工作人员世杰对《好奇心日报》说。

他同时补充说:“但是我不能假设说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城市规划的研究生刘倩云是湖贝村项目的一个特殊观察者——她之所以来到这里,是想研究第三方在湖贝旧改事件中的作用。

她认为这个项目在一开始就注定是难以成功的。“学者专家平时都不在那里生活,说实话都不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说要保留,你的利益再怎么都和这个地方没什么关系。如果是村民自发说要保留,这个项目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他们是在做政绩,对于华润来说,这是一个以华润的名义的标杆性项目,对公司之后的发展也有帮助。第三方提出了意见,大家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认为那可能是对自己有利的,所以最终能达成共识也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觉得是对自己有利的,于是有了现在的结果。”刘倩云对《好奇心日报》说。

当杨阡因为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应,带着一打资料去信访局投递资料时,所收获的回应就如刘倩云所说的一样,信访局的官员表示惊奇,竟然“第一次碰到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公共利益去上访的”,最后给了他一个“类似踢皮球”式的回应。

而至于与旧村改造最直接相关的村民,张炜良形容这个群体“最实际了,只谈利益”,对于这个改造随后可能遇到的大问题,仍是那些为了赔偿额度而纠结的“钉子户”。

2017 年 4 月下旬,华润置地在临近旧村的罗湖文化公园一带,划出了第一期改造的范围,用挡板把即将改建的地块都围了起来。挡板上印上了男女老少欢声笑语的照片,一旁打上了诸如“湖贝旧改人心所向、主流民意大势所趋”、“今日深圳旧城区,明日幸福新湖贝”等文字,并在公园门口的铁门上贴上了“公园旧改”的通知。

当消息传到聚集了近 500 人、关心湖贝旧改的微信群中时,几乎没人做出回应。这个一度争论不断的第三方群体,如今在万妍看来,已“陷入疲态”。

对于目前的现状,他们显得有些无能为力。“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他们不听,我们也没办法。”万妍说。

怀月张公祠门外的一处旧墙上,挂上了旧改的横幅
罗湖文化公园的铁拉门上贴出了旧改的通知
罗湖文化公园内,华润置地已经用挡板围起了一部分将要动工的范围

土木再生已经开始关注新的项目,而湖贝 120 的公众号在 3 月 24 日之后就再未更新。杨阡表示,之后如果经湖贝这件事所结识的那批“不错的人”,“如果想再做点什么”,他会愿意出力,“但是我自己不想再主动做些什么了”。

他没有否认自己做事的价值:“我觉得湖贝 120 这件事情,可能会对其他城市的人(有意义),比如北京的人说‘羡慕你们,至少你们能发声’,政府也不会一下子来打压下去,但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从后果的角度来说的话,强力的扼杀和慢慢的窒息有区别吗?我觉得这件事放在中国的城市中,尤其是一线城市中,它第一次突显了民间对城市更新的态度,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补充,而是价值观的补充。我觉得这是湖贝这件事的意义所在。它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总体上怎么看这个叫做城市的空间,和我们要怎样的城市,而且这个声音不是碎片化的,而是系统、有研究的。”

而对于张炜良,他和村民们所需面对的只是长时间的等待,对于这个将被分为三期工程完成的大项目,他估计得花个十年。按照目前南坊瓦房“一赔二点五”,其他旧房“一赔一”的比率,加上周边的物业升级,房价有望上升到 7、8 万一平米,湖贝村的村民都将成为潜在的千万富翁。

而至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瓦房,最终会如何处理,目前谁都不知道。


题图来自 luoohutuchong,文内图(如无注明)均为记者的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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