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以来,美国的智库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历史?_文化_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2017-04-28 18:11:28

“思想的确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民众会受其左右或误导,还会因其丧失行动力。政治领袖们可以利用思想来鼓舞士气、传递错误信息,或是服务个人抱负。专家顾问们、大臣们和官员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挑战权威、谄媚上级,或者来深化我们对政治和人事的理解。”

作者简介: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总裁、研究与教育部董事,在智库和基金会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乔治城大学尼尔森慈善基金会主席、霍华德·吉尔曼基金会的董事及美国世纪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同时,他还撰写过多部学术论著。《思想的掮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赫伯特·费斯图书奖”和美国公共行政研究院的“刘易斯·布朗洛图书奖”。

书籍摘录:

序言(节选)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及其各式各样的学会始终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主题,而有学识的政策顾问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政治史、传记和治国理政丛书等的中心议题。然而,现代政策专家和他们的研究机构所受到的关注就要少上许多,因为它们已不再是新奇的发明,而成了政治生活司空见惯的基本特征。事实上,这些机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比拉格多大科学院明确,为其效力的专家亦然。

有时,由当代政策研究机构提出的构想和愿景似乎非常不切实际:它们虽然不像拉格多科学院的“奇思妙想”那般滑稽,但在政治上却是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勤恳地从事研究,并在过程中征询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然而,参观当代政策中心和机构的人可能会比格列佛还要失望。即便我们对格列佛早在几百年前就观察到的知识和政治之间的鸿沟再熟悉不过,然而一旦想起这一点,我们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怅惘(这一古老的词语恰能准确地描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地加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 20 世纪以来,社会就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智力资源,用于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专家咨询机构的建设中,但这没有使我们的政治理性程度显著提高,也没有使政治辩论变得更加理智,亦没能确保政策变得更为成功。

本书不是关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水平杰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比如伍德罗·威尔逊、保罗·道格拉斯或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他们通过竞选公职并最终登上政治舞台,也不是讨论知识分子的文学、哲学或理论倾向的,而是主要以数以万计的专家构成的群体为研究对象。这些专家在政府内部工作或做相关工作,他们在各种官方权力体内承担顾问、咨询等工作,还乐此不疲地谈论公共事务。这个群体的成员既包括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也囊括了艾丽斯·里夫林、查尔斯·舒尔策、赫伯特·斯坦和米歇尔·博斯金这样的杰出经济学家。正如人们最初在 19 、 20 世纪之交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无固定组织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他们为政府工作,他们的观念有时决定了政策选择,或者被纳入政府的计划之中。他们的报告和研究界定了政策辩论的边界,并通过大众传媒的放大镜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来自:亚马逊

政策专家的历史和他们在美国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组成。其中历时最久的线索是始于 19 世纪中期的尝试,即试图创建一门“社会”科学,并视其为学术调查的方法和社会改良的实践工具。这关系到许多人的职业训练和职业道路,因为这些人正是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来赢取政治影响。第二条线索是多种多样的制度机制将专家的知识和分析技巧应用到公共服务之中。这些制度机制包括特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国会顾问人员、政府研究机构。这也是政府和类政府机构的来历,像赫伯特·胡佛的研究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许多其他机构,它们或实现了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日常联系,或使专家们为决策负责。第三条线索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即典型的美国式政策规划与顾问机构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智库——在国家正式政治程序的边缘运作的私立非营利机构。一方面,智库在角色定位上介于学院派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政府及党派政治之间,另一方面,如要探索政策专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变化,智库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智库”这一称呼本身就表现了我们的民主社会对专家所持有的矛盾心理。它最早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军事术语,当时是指那些用于商讨计划和战略的安全(反泄密的)室。 20 世纪 50 年代时,它第一次被用于描述合同型政策研究机构,诸如战后由军方建立的兰德公司。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智库”已进入了流行语料库,然而它的定义尚不明确,所指代的是所有私立研究组织。事实上,这个说法十分奇怪,它意味着既要把那些政策制定者与大众彻底地隔离开来,又要凸显他们在公众之中的高曝光度,就像是将一些珍稀的鱼种或爬行动物关在了水族馆或动物园的玻璃背后。

不管它们的通用标签怎样,美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之间是有诸多区别的。这些区别具体表现在财政支持、所服务的对象、研究和宣传之间的平衡、所处理的问题的广度、内部工作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实际政治经验,以及意识形态倾向等方面。包括华盛顿政策共同体的中流砥柱(如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机构能够长久地存活下来,都应该归功于基金会和公司提供的慈善援助,而随着它们与这些慈善组织的关系的变化,机构所拥有的财富也急剧变化。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为数不多的几家累积了巨额捐赠基金(约 9000 万美金)的机构之一,与基金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其 75 年的历史中也遭遇过多次财政危机。

布鲁金斯学会,来自:维基百科

20 世纪 70 年代,没有多少金融资产的 AEI 接受了来自保守派的大量慈善资助,但到了 80 年代早期,无论是受资助的数额,还是工作人员和预算数量都急剧减少,直到新的领导接管后情况才逐渐好转。其他包括兰德公司、城市研究所在内的机构也是由政府的研究合同催生,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合同维持运营。它们还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于研究如何解决政府机构的客户所界定的问题。而诸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及威斯康星大学的贫穷研究中心则是在大学内部运行。尽管它们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捐助者的外部资金支持。而像传统基金会、政策研究所这样的另一类机构则是由党派人士或者是特定意识形态群体所创建的。它们的研究是受个人或基金会的支持,主要致力于更为明确的现实关怀而非学术性目标。

目前,美国有超过一千家的私立非营利智库,其中大约有一百家坐落于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和其他大约十几家的机构对于公众来说是相当熟悉的。尽管这些机构都给自己取了颇为宏大的名字,但大多数智库通常是小型公司,比如由行动派学者创业的企业、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政治候选人短期的竞选研究组织等,他们都会号称自己为智库,而且活跃期通常很短。“智库”一词常能够引发人们的诸多联想,比如在雅致的别墅或是超现代的办公室里,许多拥有高学位的杰出知识分子思考并描述着未来的图景。然而更为常见且真实的场景则是,在租来的拥挤的办公室里,一群研究者监控着最新的政策发展,开展短期的研究项目,组织研讨会和会议,偶尔出版些书籍或发布些报告,接受记者的采访,竭力获得基金会的拨款或者公司的支持以维持正常运营。

智库的数量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迅猛增长,但它并不是一项新的发明,跟 20 世纪的早些时候相比,它也不见得更有影响力(事实上,由于智库数量巨大,又在博取关注的过程中引起了诸多喧嚣,这都可能分散它的影响力)。不过它们仍是美国人试图将权力和知识相挂钩的最特别的方式之一。而且,智库的存在体现了宪法中的分权思想等基本政治现实,体现了将政选抱负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历史根基的政党制度,也体现了文职部门的一项传统,即为大批人事任命创造预留空间。同样地,个人或基金会的慈善习惯、社会科学中的思想潮流、不断改变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结构、精力旺盛的知识企业家所投入的精力等因素都在影响着智库。

兰德智库,来自:维基百科

作为进步主义时代改革和“科学管理”运动的副产品,第一代政策研究机构在 1910 年前后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政府所能支配的智力资源还十分匮乏,在私人慈善捐助的支持下,这些机构得以建立并维持生存,并且它们经常敦促政府承担新的社会责任。对于较现在小上许多的公共部门来说,这些辅助机构是非常受欢迎的。第二代政策研究机构,也就是第一批被冠以“智库”之名的机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概二十年左右建立起来的——政府当时希望整合各种复杂的技术性专业知识来服务冷战背景下的安全形势和国内短期的反贫困战争。它们在合同基础上向政府提供服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代政策研究机构得以建立,它们数量更多,但是预算和工作人员却更少。这些智库是过去二十年来意识形态冲突和政策混乱的衍生品,它们中很多机构都是面向政治行动和宣传,而不是面向学术的。

虽然智库大致上还是 20 世纪的产物,但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工作的专家顾问和知识分子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在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之地。西方的政治咨询传统最早起源于那些著名的先哲,他们教导年轻的君主,帮助他们为将来的领导身份做好准备。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颇为显赫:曾教导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亚里士多德;教导了尼禄的塞内加;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他不只教导了未来的德意志国王奥托三世,还教导了法兰西国王罗伯特·卡佩;教导了威尔士年轻君主查尔斯二世的托马斯·霍布斯,以及路易十四的导师红衣主教马萨林(期间他还承担了其他职责)。正如此,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早在他们青年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直到 20 世纪晚期,政策专家们仍担任着导师的角色。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和智囊团的其他同僚一起,将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思想浅薄的“门外汉”打造成了一位令人敬畏的博识老练的候选人。沃尔特·赫勒也曾承认,他利用自己在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职位为约翰·F.肯尼迪提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的相关指导。而在准备 1964 年的减税时,林登·B.约翰逊的预算主管克米特·戈丹也为总统提供了财政政策方面的高级培训。现在,接受过施特劳斯主义训练的政治理论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卡恩斯·洛德,作为副总统J.丹福斯·奎尔的工作人员,据说正在负责他的教育,并为副总统提供一些历史著作和伟人传记以供其学习参考。

富兰克林·D.罗斯福,来自:维基百科

思想的确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民众会受其左右或误导,还会因其丧失行动力。政治领袖们可以利用思想来鼓舞士气、传递错误信息,或是服务个人抱负。专家顾问们、大臣们和官员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挑战权威、谄媚上级,或者来深化我们对政治和人事的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专家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知识与野心总是相伴而生的。很少有知识分子或专家不怀有浮士德式骄傲,也就很少有人不会私下里认为他们比那些通过选举或者任命产生的官员更有资格制定政策。因此,专家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引出了到底是谁在统治谁的问题。

正如斯威夫特在描写曾为之顾问的牛津的伯爵时,颇为愤怒地写道“如果我们让这些大臣们伪装得太多,就无法控制他们了”。类似的,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也就是公民主体和专家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地模糊。而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一定会问专家阶层是否利用了晦涩的术语、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模型和专业的工具,来将他们自己置于公民和他们所选举产生的领袖之间。

题图为基辛格,来自: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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